两个90后的孩子，都是我女儿，政治立场却完全相反

　　陈志武/文

　　每次一谈起这个话题，陈笛就情绪激动。真不知为什么，她和姐姐陈晓同样是我的女儿，也都是她们的妈妈带大的，上的学校也几乎一样，我们也没有跟他们讲太多税收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可是，陈笛和陈晓对政府福利、税收制度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场。

　　陈笛，“我知道，我很反对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他把我们交的税钱，随便补贴别人，补贴那些无能的、不负责任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就不该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借那么多钱买大房子，到现在，他们还不起债，又要政府来补贴、救济！这当然是那些无能的人所惯用的手法，政府不应该救他们！”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这样，过去他们是不该超出自己能力、借钱消费，不过，许多人会讲，那是以前的事。他们会说，你讲的这些都对，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出来，让社会就业不至于进一步恶化，让整个经济不至于陷入恶性循环、使危机的影响更深远。”

　　陈笛，“人们有没有想过，或许，不救也许是对社会更有益的选择。如果个人不负责任所产生的后果，能得到政府的补救，那谁还在意认真负责呢？谁还会相信个人对自己负责，是一个良性社会的基础呢？”

　　“是这样的。只是，也有许多人自己做事认真，也没有超支自己的经济能力，他们失业不是因为个人过错，而是由于他人不负责所致，比如他们公司或所在行业出了问题，在这些情况下，政府或许该救吧。”

　　陈笛，“那种情况当然不同。不过，怎么区分哪些结果是个人所致、哪些是别人的行为所致？我不相信政府官员能做这种判断，还是应该让社会去经受教训。否则人人都要去指望政府了，人人都要懒惰了。那就意味政府要不断征税，等于是处罚勤奋工作的人，把他们的劳动收入征走！”

　　“有两件事我从根本上反对，一是‘累进递增税率制度’（progressive taxation），另一个就是同性恋！”

　　金融危机如何出现

　　“回到这次金融危机话题，奥巴马政府会说，之所以要大举救经济、救社会，是因为过去很多年，许多不该借钱的人借了很多债，许多银行、金融机构不负责任，美国政府也负债不少。这给奥巴马的人马留下太多烂摊子，是这种包袱让奥巴马别无选择。这就引出很多问题，比如，借钱花是否好？为什么要借钱花？”

　　陈笛，“借钱花显然不好，量入为出才对。根据自己收入，决定花多少，这才能培养个人的自我责任。”

　　“但是，这得看你怎么定义‘收入’了。个人可以花的‘收入’不能只包括过去的和今天的收入，也该包括你未来的收入。也就是，你一辈子的收入，过去的、今天的和未来的收入预期，这些收入加在一起，是你可以花的总数。

　　“意思是说，只要借的钱没有超出你未来的收入预期，那么，就没有违背‘量入为出’的原则，你还是在自食其力。”

　　陈笛，“你怎么知道未来收入的预期可靠呢？在你借钱后，如果预期无法实现，怎么办呢？”

　　“如果大家的收入预期都没有实现，但都已经借了很多钱，那么金融危机就会出现了。你是不是说，不管怎样，你将来都反对借贷？”

　　陈笛，“这得看花钱的用途。如果借钱做纯粹的、没有产出的消费，像买奢侈衣服、消费品，那就不应该，那就是浪费。但是，如果是借钱投资、办企业，那样花钱能带来产出，借钱花也行，也可以。所以，关键看用途是什么，是消费，还是投资？”

　　“这也很难说清吧。什么是纯粹的消费？什么是纯粹的投资？就像吃饭、穿衣，这应该是最典型的消费行为，但你不能说这种消费不是投资。

　　“因为如果你把人也看成是能生产、创造的机器，那么，吃饭、穿衣就等于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或许，吃得好使身体健康、穿的好使你更让人印象深刻，这些都可以为公司带来更多销售，为自己增加收入和财富，这不也是在投资吗？”

　　2009年06月25日,《 新京报》记者 姜妍

　　陈志武 生于湖南茶陵。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市场监管、资本市场、证券投资管理、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组织战略、股票定价等问题。

　　《24堂财富课》 定价：28.00元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6月版

　　陈志武的上一本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以通俗的笔调，化解掉很多经济学中的高深问题，受到了诸多好评，也是本报的2008年度最佳商业推荐图书。他即将出版的新书《24堂财富课：陈志武与女儿谈商业模式》可以说在这个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书中收录了他与12岁的女儿陈笛之间关于经济学中诸多基本概念的讨论，在教导女儿如何创业赚钱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教导女儿如何做人，强调作为商人要分善钱与恶钱，恶钱不能赚，他也希望一个人在拥有财富之后，能够利用财富做一些更具关怀、慈悲、自省的事情。日前趁作者回中国，本报记者对陈志武进行了专访。

　　关于经济学的写作与传播：按女儿能理解的方式去讲

　　新京报：你说过，自己写作的一个基本观点首先是要传播知识，但是同时你的很多作品又都很好读，即使是没有什么经济学基础的人也看得懂，在知识传播又要让普通人也看得懂，这两点之间你是怎么把握的？

　　陈志武：首先的标准是，我自己不管写什么东西，都会有启发的亮点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般写文章不太重复，如果已经谈过一方面内容，让我再重复同样东西，就太不过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多时候我写的文章里的知识对我也有非常新的认识和发现，然后我再以通俗方式表达出来。把一个比较深的道理，用通俗化形式表述，本身就是一个再认识的过程。

　　新京报：新书记录了你和女儿陈笛关于商业模式和创业的谈话，写这样一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陈志武：我的两个女儿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陈晓生于1993年，陈笛生于1994年，虽然她们都是在我们身边一起长大，但是，正如在本书的对话中有时谈到的，她们两个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却差别很大：姐姐不在乎钱，谈到征税、政府作用时，她更会想到那些不幸的群体；妹妹相反，她特别喜欢钱，也要努力赚大钱。我一直试图找到女儿感兴趣的话题。过去几年，陈笛恰恰又对两个话题感兴趣：一是如何赚钱成为亿万富翁，另一个就是世界历史，所以我们就此展开了系列对话。通过交流对话，也让我学到，经济学真的贴近人的天然本性，只要你对人、对社会有足够的敏感度并细心观察，即使像陈笛还没有学过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她照样能想到如何管理公司、领悟到不同商业模式的诀窍。

　　新京报：我看到书中很多话题的启发都是来自陈笛的观察。

　　陈志武：在这些交谈里陈笛的一些反应逼着我按照她可以理解的方式去讲解。比如在书里的第一堂课，我们由盖茨谈到了“边际成本”的概念，怎么去讲呢？我在书里，对陈笛的讲解是，一旦你已经投入开发成本、广告成本，为了再多卖一份产品，你还要付出更多成本。比如，凌志车的边际成本要远高于微软的成本。制造行业的成本要远高于软件生产行业。

　　这种情况也决定了为什么大家喜欢微软的股票，喜欢盖茨创办的公司，而不会太热爱汽车公司股票。”

　　关于投资与对冲基金：对冲基金被妖魔化了

　　新京报：股市是另一个人们关注的话题，你在书里也提到，中国股民不太关心公司经营的好坏，而只关心股票价格是2块还是8块。如果说楼市已经存在泡沫，人们对股市又把握不到位的话，国人在当下应该如何投资？

　　陈志武：这种时候如果有钱的话可以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做一些投资，买一些私人股权基金、对冲基金都是值得考虑的选择。我知道媒体说对冲基金很可怕，但实际上，即使是去年，多数国家股市跌了至少40％，对冲基金行业回报率平均跌15％，更多的对冲基金回报还是正的。

　　对冲基金在全球范围吸引了很多天才人物，都是金融行业精英。在中国读者留下的印象则是对冲基金多么坏，尤其是麦道夫的事情一出。我反倒觉得，麦道夫也许把人性本身看淡了，于是有可能想自己创造一个奇迹，向全人类证明，你们以为制度安排可靠，那我就给你们创造一个最大的骗局。从这个意义上说，麦道夫对人类社会的正面贡献也是有的。轻易相信人，会带来多大代价。而只要是人经营的行业，都会出现骗局。

　　关于北京房价：房价难降，租房划算

　　新京报：书中你写到你夫人本想在北京买房，但是你认为房价太贵，结果后来越来越贵。对于未来北京楼市的价值你有一个怎样的判断？

　　陈志武：北京情况很特殊，北京集中了大量国家财政资源。包括全国很多县城都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这样的需求，必然使得北京房价高上来。另一个，北京的居民享受到的收入机会、教育机会、医疗机会都是全国其他地方不容易有的。我算了一下，北京每年的人均固定资产投入，是其他省会城市的1.8倍以上。所以如果自己这一代进入北京，子女机会也因此进京，一代一代下去，边际价值是很高的。

　　新京报：这种增值差距会越来越大吗？

　　陈志武：行政部门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好处最多的必然是北京。所以再加上经济学来理解的话，北京的房价降低很难。

　　新京报：是说北京的房价不会降低了吗？

　　陈志武：不是，其实北京的房价在我看来已经是太离谱了，真正从经济上估算，租房子比买房子合算。房地产泡沫最终还是会破灭，但是游戏能够玩到什么时候很难说。  

本次主题：危机与宪政改革

第五场：国有制与宪政法治难以兼容

                    主讲人：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点评人：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主持人：蔡定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时 间： 5月22日（周五晚7：00）

                    地 点： 昌平校区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同学们、老师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宪政的中国趋势”高级系列讲坛的最后一讲。“宪政的中国趋势”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2005年开始推出的一个名牌学术讲堂，以传播宪政理念、推行制度建设为宗旨。今年的主题是经济危机与宪政变革。今天我们请来的主讲人是享誉海内外的陈志武教授。有请陈志武教授开讲！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今年，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比较流行由政府去解救经济，政府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干预市场。这时，我们不能忘记，由国家持有太多资产、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包括对行业准入审批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干预和管制，除了带来一些经济后果外，还会对宪政法治带来深远的影响。

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近现代史就可以发现，凡是有过公有制历史的国家，宪政都不是它们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比如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相比之下，那些宪政法治比较可靠的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为什么？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当然，我并不是说私有制会必然导致宪政法治，私有制不是宪政法治的充分条件，但是，国有制或公有制必然会导致宪政法治的缺失。为什么会这样呢？

多国经历所证明的

除了看到前国有经济国家的经历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大样本、更一般意义上看国有经济对宪政法治的影响。也就是，我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按照从1970到1991年每个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把64个国家分成三等份组。结果，我发现，国有企业投资占GDP的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法治指数就越低，宪政水平越低。在搜集的72个国家的数据里，我发现，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越高，法治水平就越低。用我们的话来说，政府越穷的国家里，法治水平越高。一国的宪政法治水平跟其政府可以花的收入成反比！在这72个国家里，我还发现，政府开支相对GDP的比重越高，腐败越严重。这个是很好理解的，如果政府没有钱，即使官员们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没有让腐败滋生的基础。

这种基于大样本的数据统计方法，比起单纯的案例分析方法来，更有它的科学性。因为案例分析方法有时候可能会得到荒谬的结论。比如，盲人阿炳是个瞎子，因此他对声音比较敏感，他作曲很好，二胡也拉得很好。如果用单纯的案例分析方法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为了更好地拉二胡，首先要把自己的眼睛弄瞎。

但是，大样本数据分析方法，其结果有时让人感觉太抽象了。到底法治水平跟国有经济比重的逆相关关系，是一种统计上的偶然呢？还是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如果其因果关系并非偶然，那么其传导机制又是如何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或说民有企业有什么不同？国有企业跟民有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国家具有我们普通的人或私营企业没有的优势：国家可以控制全国人大，有权修改法律。如果国家觉得某个规则对国企不利，就可以修改规则使国企处于优势地位。此外，国家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执法的权力。如果一个公司背后的股东拥有立法权、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执法权和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这个公司怎么可能会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呢？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是国有或私有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那个国家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他们说只要市场的逻辑得到尊重，只要市场规则对国企、民企都一致，所有权属国家还是私人，不重要。我要说，问题就在这里，国企和民企从一出生，起点就不平等：以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国家，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选择和规则对所有的参与者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这就使得国有企业在法律面前比民营企业更为优越。非国有企业、私人无法在法律和强制力面前与国企平等。一国如果哪天采用国有制，长此以往，即使起初是法治，之后也要腐蚀蜕变。

中国行业案例

为了使我上面讲的数据不至于太抽象，下面我举五个案例。

案例一：18年前，一个叫陶玲的储户在国有的蒙城农业银行存了1000元，存款单约定，18年后将按月息15.793%得到利息。这样，18年以后，1000元将成3.4万元。但是，18年后的今天，银行拒绝储户的要求，认为月息过高，不符合央行规定；另外，银行表示中国的定期存款没有18年期，也不符合规定。由此，储户与银行发生纠纷，至今未决。蒙城农行行长谢某告诉记者，蒙城当年的金融秩序不规范，陶玲的遭遇就是“高息揽储”的产物。蒙城农业银行的理由是：“银行当年已经错了一次，如今不能再错第二次。”

这种理由当然强自夺理，为什么当年为了欺诈客户就不知道这些法规秩序呢？以前的利息和期限规定不是今天才有的。

在中国，法律规则是保护国有银行，而不顾老百姓权利的。如果储户用网上银行被盗了，银行是没有责任的，责任在储户身上。如果银行多给了钱，储户有义务归还。但是，银行少给了钱，储户离开柜台后，银行概不负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非常不对称。最极端的案例是，银行的柜员机出现故障多给了钱，广东的许霆从ATM机多取了1万块钱，被判无期徒刑。相对之下，广东开平银行行长贪污了4亿，只判12年。这些不平等规则的制定跟国家垄断经营银行有关。

案例二：我们现在看到的加油站要么是中石油的，要么是中石化的。但是，在2002年以前，并不是这样。在1999年时，全国民营加油站总数近8万家，市场份额超过80%。据《财经》报导，经政府通过规则的改变以及中石油、中石化不顾成本的收购，到2002年底，独立加油站份额已经下降到48%了。在整顿市场秩序的名义下，2001年6月5日，国务院三部委联合通知：“各地区新批准建设的加油站统一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负责建设。其他企业、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加油站”。2002年初，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发文件，要求在8月之前，没有经过经贸委审批的加油站全部关闭，而归入两大石油公司旗下的，在补办手续后，可予以保留。这样，中石油和中石化通过亲自参与国务院新法规的制定垄断了市场，所有的民营加油站要么自己关门，要么主动卖给中石油或中石化。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以前只是民营企业，那么，国有企业介入之后，规则就会变得不平等，法治的精神就要遭到破坏。国家要经营企业的时候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角色的冲突是非常突出的。

案例三：2003年，陕北15个县，价值70亿的民营石油资产被政府以整顿为由，无偿收走。陕西省所属的延长油田、中央所属的长庆油田是“整顿”运动背后的受益者和推动者。约6万名私营企业家和农民的出资，血本无归。人大教授何伟、茅于轼等6教授，3次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促其监督地方政府依法执政，但无效。陕西政府还抓了投资者代表冯秉先等，并判处徒刑，北京律师朱久虎受油田私营投资者委托，前往陕北调查，2005年被警方关押5个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国家既为规则制定者又是股东的时候，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法治原则的冲击会有多大。

案例四：民营钢铁大王戴国芳，在2004年以前已经是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了。2004年，戴国芳创立民企“铁本”。2004年国务院宏观调控一声令，民企“铁本”必须停工，而国有钢厂照常扩建。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宝钢扩建1千万吨产量，投资500亿，占地1万2千亩；而“铁本”目标年产840万吨，投资100个亿，占地9千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效益低的国企照常扩建，而民营企业必须停产。为什么这样区别对待？

我今天讲的一个要点是：建立法治社会的理想非常美好，但是，只要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法治只能是一个愿望！

案例五：据《重庆商报》2009年4月15报导，重庆拟对9万名废品回收人员进行转型。这是重庆市的一些国有企业给重庆市政府提的一个建议。该报导称，据重庆市商委统计，截至去年底，重庆有各类废旧物资回收企业550家，回收站8000多个，年收入高达68亿元！此外，再生资源回收站的数量以年均30%多的速度增长，看到这些“油水”，谁在主导对私人收废者“转型”呢？今年初成立的重庆市再生资源（集团）公司，系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控股的直属市级集团公司，其目标就是收编收荒匠。新的规定是让这些国有企业统一培训、统一着装、统一管理收废的老百姓，让他们把收来的废品按指定的回收点回收，价格也由这些国企统一决定。这和当年农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差不多，重庆等于要重复当年农村的悲剧了。收废的领域，本来是政府最不应该介入的领域，因为这些工作本来是那些不能有别的工作、没有其它收入的老百姓的最后收入机会了，但是连这样的谋生机会都不放过。大家可以想象，还有什么行业可以逃得开政府的出现？

在这里，我们引用厉以宁教授的话来说一下在法律面前是怎样的人人不平等。意思是，国营企业打官司输了，可以执行，可以不执行，而对民营企业就毫不客气。欠税时，国营企业可以不还，而民营企业如果不还，老板就会被抓。牟其中的兰德公司打官司破产了，职工宿舍被腾出来拍卖，而国有企业打官司，没听说职工要搬家的。

这些当然也对大学生择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大学生择业时首选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而不首选民营企业的原因。这本身不是也证明大家都清楚游戏规则是向谁倾斜的吗？

从学理上看，这些以及类似的案例并不奇怪，当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国企进入哪个行业，那个行业就无法有法治和平等。这些必然现象，最终腐蚀社会文化，是反法治精神的。前面基于跨国数据的结论“国有经济比例越重，法治指数越低”，不是偶然。

上面我讲到为什么国有企业介入的行业不会以法治作为行业规则的基础。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政府的钱太多，政府太富并不利于法治的推行。我前不久写过文章说，穷政府加公债，更能催生民主法治。下面我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英国、法国的民主宪政发展经历为何不同？

我们可以把政府的权力和民间的权利看成是整个法治博弈的两方。宪政就是为了规范政府权力，使其不至于轻易侵犯民间权利。如果政府太有钱，民间的企业或个人在跟政府博弈的时候会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比如，计划经济的时候，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国家、集体提供，大家都是国家的人。当只有国家可以提供饭碗的时候，公民怎么可能去跟政府谈权利？当你没钱、没饭吃的时候，你不可能有底气去伸张你的权利，因为一旦国家权力的具体代表——“领导”不高兴，你的工作、住房、养老、医疗以及子女教育，全都没有了。计划经济时代，公民权利就是这样消失的，跟当时的经济制度安排绝对相关。

相比之下，如果政府没有国有资产、没有过剩的收入，政府就得从老百姓手里要钱，那种状态下，老百姓才更有伸张自己权利的可能。

首先，我们看看一个粗粗的实验，也就是，我们把公元1600年时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里存钱很多的国家；一组是钱很少的国家。当时印度国库黄金数量是6200万金块，土耳其1600万金块，明朝中国是1500万金块，日本1030万金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西欧国家，比如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400年前，这两组国家的政府富有程度相差很大。那么，后来谁发展出民主法治了呢？前一组国家只是日本通过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改变了发展的道路，慢慢地走上了宪政民主的道路，其他几个当时政府富有的国家都没有发展出民主宪政来。而当年是穷政府的国家，现在的民主宪政运作得最好。从这个方面来看，穷政府不是坏事。

穷政府催生民主法治最经典的例子是英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历程。看到英国历史的时候，我发现这么一个问题：英国国王1215年就签署了《自由大宪章》，但是，操作上自洽的民主宪政制度却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事。为什么要花473年才完成这一历程、才建成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美国往事：穷政府加公债催生民主法治》。有很多人对这篇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人质疑，也许穷政府主动发公债本身就是民主宪政的后果，而不是因为政府穷才催生了民主宪政。这里的因果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从对英国历史的研究来说，我认为我的结论更站得住脚。

1215年《自由大宪章》作为一份意愿性纲领，早已经被人们在意识层面广泛接受。但《自由大宪章》缺乏相应的执行架构，也就是说，虽然国王签署了，但当他不顾《自由大宪章》对权力的约束随意践踏私人权利、滥用权力，人们有什么招呢？1688年以前英国还没有建立一个逻辑上和操作上自洽的宪政结构，所以1688年以前英国的历史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

西欧国家有一个跟中国、印度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的议会出现得很早。中世纪后期，西班牙1188年就出现了议会。议会的出现其实就是为了给国王提供方便，让国王钱不够时能够通过议会投票推出新的税种或提高税率。但问题是，国王可以随时解散议会。国王在通过新税法之后，不需要议会的时候，可以解散议会。那时候，无论是英国还是西班牙的议会，基本上都是“橡皮图章”，因为议会难以不顾国王的喜好。

从英国王室财产的多少，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国王室什么时候会很专制，什么时候不那么专制。17世纪之前，英国王室总体上是非常富有的。王室有很多土地、庄园以及其它财产，会有很多收入，一般情况下国王靠自家收入和过往税种即能财务上自立，不需要通过议会去征税，只是在英国跟他国作战时，才有必要召集议会推出新税。

总体上，1688年前的英国，只有议会可以控制国王腰包的时候，国王才会就范于议会的要求，接受对王权的制约，否则，国王的权力就会膨胀；王室自主收入占政府总收入比例越高，国王就越用不着议会，议会权力就弱；反之，就越受制于议会。

1640年之前，英国国王已经有13年没有召集过议会。年初，为镇压苏格兰叛乱，国王查理一世召集议会，审议税案，结果遭议会否决。随即，查理一世将议会解散。（因而，本届议会得名“Short Parliament”）。由于王室实在没钱了，查理国王再于同年年末召集新议会。（这届议会成了著名的“Long Parliament”，活了13年。）为了让议会同意给钱，国王接受了议会要求的《三年期法案》，包括：不管有没有国王的召集，议会至少每三年开会一次，每次议政至少50天；如果不经议会同意、国王擅自解散议会，那就是非法等等。

1641年，议会要通过议案，免除国王任命政府要员、免除国王控制国家军队的权力。这个议案让查理一世觉得太过分，于1642年他离开伦敦，随即引发保皇派与议会派的内战。1648年，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革命军胜利。次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执政英国期间，将皇家土地、森林大举拍卖，进一步减少了皇室的财产。

内战结束后，英国于1660年恢复君主制，查理二世成为国王。这时，皇家自己的收入已不多了。为此，议会通过议案，每年给查理二世120万英镑的津贴预算，由此供养皇家和政府公务员开支。作为这一津贴的条件，议会成立“公共开支委员会”，专门监督王室财务与开支。王权因此大大削弱。

但是，查理二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不但大规模地节省了王室的开支，而且大大提高了征税的效率。到查理二世逝世之前，英国王室的钱又很多了，于是，王权又感到议会太碍手碍脚，所以1679年，查理二世再次违约把议会解散。从这里，我们看到，王室有钱的时候是不把议会当回事的。查理二世在1683年去世，查理的兄弟——詹姆士二世继位，新国王召集了一次议会，议会把皇家的开支增加到185万英镑。有钱之后，詹姆士二世也立即解散议会，重回专制。

但是，这个时候议员的独立性已经很强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1688年，议会派将詹姆士二世赶出英国，由他的女儿玛丽和荷兰女婿威廉接位。作为条件，新的王后和国王接受了一系列新法案，包括《人权法案》，使英国王室彻底放弃权力，并且把王室的开支每年由议会投票决定，让它每年要“求”议会一次。英国就这样完全树立了民主宪政体系。

法国在这方面的经历和英国刚好相反。从14世纪开始，法国国王要加税时，也是召集议会，并受后者约束。但是，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1439年，法规议会通过法案将征税权完全由国王掌握。到1484年，法国王财富太多了，不再需要议会，议会就这样被解散了。除了16世纪后半期，议会出现一段时间外，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近300年里，法国不再召集过议会，王权不受议会制约。此外，法国国王登基时历来要宣誓：无论如何，不能卖皇家土地。于是，在16至17世纪里，法国国王是西欧最富有的，专制权也差不多是最高的。道理在于，跟英国不同，法国王室不用在财务上求助议会。

西班牙的经历跟法国类似。西班牙于1188年推出议会，由议会约束王权。西班牙议会是世界上最早的。可是，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并于16世纪给西班牙运回大量金银财宝之后，其议会的作用慢慢消失，王权变得越来越绝对。西班牙到1978年才实现民主宪政，是西欧最后一个实现宪政民主的国家！

最后我做一个总结：第一，从行业、从社会来看，国有企业越多，对行业内的法治、对法治文化越不利。第二，政府对财富、对收入占有越多，宪政法治受到的威胁越大。第三，“富政府”出现后，变相地会逼着老百姓求政府要饭吃，那样的话，民间的腰难以直，权利就难以伸张；而“穷政府”使国家权力有求于老百姓，权力才有可能让位于权利。

我们回过头来看，国有制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由国家来掌握。如果当年英国可以推行全面的国有制的话，我相信英国的国王在那时一定会认为英国对他像天堂，因为那样的话，他就用不着求议会了。没有什么制度安排比全面国有制度更有利于国王为所欲为了。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仅是一个经济效率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民主宪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很有道理。从这个意义上看，你可以说，陈志武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掌声）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陈志武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给了我们一个解读宪政的不同的视角。下面请李曙光教授点评。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我比较喜欢看陈志武教授的一篇文章《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他揭示了中国人勤劳而不致富的原因。实际上他今天说的更为生动，而且说到法治的方面来了。近年来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很多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法治问题。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今天陈教授的两个重要的结论：国有企业越多对法治越不利；政府的钱越多，法治受到的威胁越大。这两个结论是用数据和案例推出来的，我非常同意。但我并不完全同意某些案例。比如，说到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打官司往往是私营企业失败，这点我不太认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私营企业往往用钱去贿赂法官，而国有企业的人没管，到最后是私营企业获胜。

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解读陈教授的两个观点。国有产权越混乱，法治水平越低。我们在研究国资法的时候发现，不能把国有企业和国有制等同起来。中国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有制不清楚的问题。在计划经济的情况，国有制、集体制、公有制都是大而化之的概念。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过程也就是国有制改革的过程。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有制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中国的国有资产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最大的国有资产。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大概只有几百亿欧元。意大利有1000亿欧元。法国最多，有5400亿欧元。在欧洲，拥有国有企业最多的是英国，英国有80家国有企业，其中有央企24家。

国有企业资产仅仅是国有资产中的一小部分。在中国，归国资委管的企业现在是138家。80多个部委下面有6000多家央企，不归国资委管。这里的部委除了国务院组成部门外，还包括共、青、妇、残、侨等等这些部级单位。此外，中国还有11万家归地方国资委管的国企。国有企业的个数在改革中是减少了，所以从数字的减少上来说，我们对中国的法治还是乐观的。

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制中一小部分。经济学上的资产包括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及资源性资产。我们讲的国有企业的资产仅仅是经营性资产而已。政府的非经营性资产包括政府大楼、事业单位资产、历史文化遗产，这种非经营性资产非常庞大。资源性资产那就更大了，包括海洋、森林、矿藏、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性资产。这些资产没有人给它估值，比如这个土地值很多钱，开发商给钱太少了，政府不应该卖。很多国有资产没有人管，这就给了某些政府部门或个人很大的寻租空间。这就是一个公地的悲剧。因此，我认为，陈教授今天应该把国有企业的概念延伸到国有制的概念上来。这是陈教授今天给我的第一个启发。

我想要区别一下宪政和法治。宪政就是民主加共和。所谓民主就是普选制，普选政府以及少数服从多数。所谓共和，就是上层之间的妥协。陈教授讲的穷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和我自己的认识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某种程度上，宪政和法治的过程有几个路径：第一个路径是一个民主的过程；第二个路径是共和，通过共和达到民主。在一定意义上，共和比民主更重要。法治有四个因素：一个是普遍的参与性；第二个是良法体系的建立；第三个是责任政府和程序正当政府；最后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我觉得，通过共和的机制更容易达到法治的目标。陈教授今天讲的老百姓与政府（国王）的博弈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实际上更多的是国王和富人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杨小凯先生讲得是比较对的：宪政的基础是私有财产，但说私有财产还不准确，更准确地说，是土地私有制。英国光荣革命以后，一大批手中握有地权的有产者进入议会，可以和国王进行谈判，共和的基础也就形成了，民主从此也有了希望。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在富政府和法治的关系上，我也非常同意陈教授的观点。我们最近在上海闵行做公共预算改革的时候，其他方面都进展得很顺利。最后要预算公开的时候，三年都进步不了，就是因为上海市公务员的收入太高了，都不愿意公开。公务员过高的福利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很多改革的最大障碍。

提问：

在我国，公有制或国有制一定是占优势的，那么，我国的法治水平会不会永远处于低水平？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我的判断是：只要国有经济还占主导地位，法治只能是一种愿望，很难成为现实。这可能让你失望了。

提问：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政府穷还是富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让政府的钱来得明白、花得明白的问题。您怎么看？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如果非要选择不可，我会选择在一个是民主宪政很可靠的社会和国家里面把钱委托给政府去使用，这种安排远远比在没有民主宪政的国家把所有财产交给政府官员来管要好。现在北京市在强调阳光政府的概念，所以很多区也公布了财政预算的数据。有一个区公布的预算里有60%没办法交待清楚准确的去向。在这种情况下，你愿意把更多的社会财富交给政府来使用吗？不要以为把钱给政府就会让老百姓受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给政府的钱越多，就越让政府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法治就越难。你可以看巴西，巴西不是一个很富的国家，但巴西07年政府开支花在公共卫生上的就占全年开支的10.8%左右，但中国远远比不上这个数字。人们原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民生方面的开支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多，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提问：

能不能预测一下中国股市未来两三年的走向？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我觉得整个社会和决策层对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过于悲观。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比我们预料中的好。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很多次金融危机，美国人倒下去又站起来的精神是非常强的。我对前景还是乐观的。

提问：

在改革中，渐进疗法比较好还是休克疗法比较好？哈耶克思想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消亡？请陈老师和李老师回答。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关于渐进疗法还是休克疗法哪个比较好的问题，我的看法和杨小凯先生的观点很相近。现在国内对东欧的判断不准确，国内的很多资料都是九十年代后期的。国内学者只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而无视这些年来东欧的新发展。现在许多东欧国家的发展水平已经和西欧水平差不多了。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有兴趣去谈休克疗法好还是渐进疗法好这个问题了，因为在那里改革已经全面完成。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改革的结果怎样呢？到今天还在进行，而且在民主宪政方面仍然充满未知数。中国的改革在很多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因此，到目前来说，休克疗法比渐进疗法更好。

在哈耶克和凯恩斯主义的问题上，我对人类的记性是有点失望的。因为从邓小平到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开始的改革都是为了逆转从30年代开始的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70年代，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社会危机，国有企业的亏损已经到了失控的程度。这时候大家才猛醒过来实行私有化。但是，经过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又相信凯恩斯主义了。人类真是健忘的动物。我们对今天美国金融危机真是太悲观。只要我们有活下去的动力，我们一定会走出来的。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我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最近的四万亿的投资怎么用？国内的经济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要用来保就业；一种认为要保增长。这里面就有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和哈耶克的思想的交锋。在美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关于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和哈耶克思想的争论，但这种讨论都是在一下法治的、多元的政治架构下来完成的。如果说在这么一种架构之下我们还有一个无知之幕的话，在一个没有这种架构的环境下，如果你要做选择的话，你就要更加慎重了。

关于渐进疗法还是休克疗法比较好的问题。我想这不是学者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历史时刻下的选择问题。这是我的回答。谢谢！

提问：

福利国家会不会把我们带到奴役之路？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全球化已经把各个国家之间的壁垒打通了。全球化会把本来是一个国家局部的问题带给其他国家。在对外全面放开以后，政府也确实有义务给公民一定的社会保障。这就是为什么英美这些老牌的自由国家要接受社会保障的概念。这最终是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全球化对某些弱势的人来说确实是个风险，如果对这些人有一个社会保障的话，使全球化能更全面地进行，市场的自由度也可以更高。关键是，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走得太远，政府不能以社会保障的名义摄取太多的民间收入和财富，否则，老百姓又要被奴役了。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谢谢陈志武教授。他的很多很多观点让我很有共鸣。中国政府是历史上最富有的政府，也是最有权的政府。今天在人大会上，我看到大概有30%多的财政支出用于公安司法，只有大概10%的钱用于社会福利。政府的钱没有更多地用来增加人民福利，而是用来解决社会矛盾，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为什么我还是非常乐观地去推动宪政呢？我还是相信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社会的变化和来自社会的冲击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变化，这只是时间问题。就像英国政府当年拼命卖土地一样，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也是土地财政，以维持政府的高开支。但如果地卖完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宪政系列讲座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陈志武教授和李曙光教授！也感谢同学们在周末坚持到这么晚，这是我们感到希望的地方！

　　陈志武搜狐博客：http://chenzhiwu.blog.sohu.com/

　　现在危机没有完全结束，很多人都在讨论新的凯恩斯主义抬头，美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终结之类的话题。其实，这种言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过，而且比现在还更有挑战性。

　　日前媒体公布的很多数据和指标，让经济复苏的可能性变得扑朔迷离。各方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走势，勾勒了不同的图景。乐观的一方提出了“V”形反转的判断，保守的一方认为经济会在底部徘徊或是重新产生波动，给出了“U”形和“W”形的描绘，克鲁格曼表明了更为黯淡的预测，即“L”形的可能性。在当下数据和图表的乱象之中，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走势，应该如何把握？就相关问题，本报专访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

　　周慧兰 曹理达 北京报道

　　美国的救赎与隐忧

　　《21世纪》：根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历史经验，世界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往往在短时间完成；但是，要结束衰退，实现复苏，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您如何判断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

　　陈志武：从数据和迹象看，美国经济还在危机中，但前景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悲观。近期公布的“银行压力测试”结果表明：过去半年以来，人们对美国金融体系和经济问题的担忧有些过分。

　　尽管从逻辑上看，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美国政府存在着粉饰评估结果的嫌疑；但实际上，从今年3月以来，所有金融市场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回升：股市反弹了30%左右，公司债券市场、地方政府公债市场、住房按揭贷款衍生证券市场、CDS等市场均有了大幅的反弹。美国消费者信心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从3月到4月回升近50%。对这些数据的判断说明，在美国社会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倒下去又爬起来”的创业精神，没有因这次危机而消失，就像在以前历次危机一样，这种“要活下去”的精神正在也将会把美国带出危机。

　　从消费层面来看，虽然美国金融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迄今为止，美国人的生活也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和美国1930年代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很大关系。尽管这次危机影响很大，很多人的财富都缩了水，但这些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未来的，如有些人的退休金可能缩水一半，但至少也要过十年、二十年，他们才会用到这笔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后，财富的损失并不会马上对人们的消费和生活造成实质上的冲击，所以美国人的消费、冒险和创业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不久以后会恢复到从前的状况。到今年三、四季度，危机在美国见底后，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会比克鲁格曼预测的快很多。

　　《21世纪》：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汽车行业等实体经济也受到了重创，这加剧了人们对于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渗透的担忧，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陈志武：美国汽车行业的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不管有没有这次金融危机，美国汽车业也好景不长。一个总体的印象是，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很高，绝大多数产品中国都能制造。汽车制造业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技术上比较成熟，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快速追赶。

　　相对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GM、福特、克莱斯勒的工人则是非常昂贵的，怎么可以跟中国浙江、山东的汽车制造企业相竞争呢？美国的汽车制造作为夕阳产业，这些年先后被日本、韩国的汽车公司挤压，现在又被中国、印度的汽车公司抢占市场。这是美国汽车业本身面对的问题，只不过金融危机加速让其危机表现出来而已，并不能表明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而奥巴马政府花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来救GM、克莱斯勒等公司，等于是拿美国纳税人的利益去补贴底特律汽车行业的工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转移支付，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把应该淘汰的汽车公司养起来。底特律的问题更多是美国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系统性的经济危机问题。。

　　《21世纪》：您如何看待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它会否为将来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

　　陈志武：可能会带来严重隐患。现在，中国已经在担忧美元贬值的压力了，接下来美国政府增发国债，美元贬值和通胀的压力会随之上升。目前看来，美国政府并没有从这次危机当中得到教训，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凸现。回顾美国的历史，我们发现：和1907年、1929年等几次金融危机相比，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并不是那样严重，而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是比以前大得多了，这是因为金融全球化，把危机分散到世界各国。

　　我并不支持奥巴马所实施的那些过激救市政策，这些举措将很多人们本应从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当中得到教训的机会迅速地拿走了。政府救市使得市场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无法发挥出来，这一原则就是通过受挫逼着人们去纠正非理性行为。但是政府过激的救市行为，大大缩短了金融危机对美国社会产生冲击的时间，让人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训。一旦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苗头，很多人的消费和经济决策行为又会和原来相似。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以后，美国社会的一代人从此变得勤俭、节约，经济决策上更保守，比较怕冒险；而这次危机之后，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并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21世纪》：有人将奥巴马政府所实施的救市举措与罗斯福新政相比较，提出罗斯福新政并没有救美国，是二战救了美国，您如何看待？

　　陈志武：罗斯福新政包括很多内容，其中一些内容和简单的政府干预经济是有区别的。比如对于证券行业新的立法、社会保障的立法，这些都是立足于为整个市场经济建立的基础性支持框架，它和“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罗斯福新政的内涵是不同的。这些政策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是有利的。有了社会保障体系，市场可以更加自由，即便自由行为在有些情况下带来严重后果，社会也能得到安全网的保障。

　　罗斯福新政还有一块内容是修桥、建高速公路等，这些举措对于美国社会当时的就业和未来的经济增长都起到了促进作用。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修建了很多高速公路，这也使得奥巴马政府想要重复真正意义上的罗斯福新政非常困难。从罗斯福新政至1950年代，美国已经修建了很多高速公路和机场，这些设施迄今仍运作良好，如果把这些机场和公路拆掉重建，美国的纳税人是不会答应的。所以，奥巴马此次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并没有包含太多的修建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21世纪》：对于美联储所实行的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人们担心出现诸如1990年代的“日本陷阱”那样的局面，即利率逐渐趋向于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终失效。您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还有多大的操作空间?

　　陈志武：美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和日本不一样，日本至今仍是以银行为主体，而美国的金融体系则已远远超出以银行为主体的时代。

　　现在美国银行间基准利率接近于零，和日本当年差不多，但通胀率却达到2%左右，这就意味着真实利率约为-2%。这一状态还要维持几个月，原因是目前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信用放大的功能仍处于抑制状态。银行没有发放太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银行不愿意放贷，而是因为企业出于对未来的担忧不敢借钱。但只要经济信心一恢复，企业贷款的倾向就会上升，银行和其它金融公司扩大信用的倾向也会增加。这样一来,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的空间就会逐步增加。

　　关于日本在1990年代的经历，人们有一个盲点，那就是真正崛起的中国制造业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日本经济的挑战。人们总认为日本1990年代所经历的衰退是由其货币政策引起的，而今后的美国也会重复日本当年的经历。但实际上,中国的企业经历了1980-1990年代的改革之后，对于日本许多制造业都构成了威胁，日本的出口市场正在被中国取代。同时，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模式和结构太类似，而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使得日本在1990年代的复苏变得非常困难，再加上日本经济转型的能力本就不如美国，故而进入了长期的衰退。

　　所以，我不认为美国会重复日本1990年代的经历，但是，中国如果不进行经济转型，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重复日本的经历。

　　金融创新的是与非

　　《21世纪》：危机发生以后，对于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杠杆化有诸多指责，您认为此次危机会否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的这种局面？

　　陈志武：肯定会有一些影响，银行、金融业将来会受到更多的监管。但从银行杠杆率来看，欧洲银行的杠杆率比美国银行的要高很多，前者大约在六七十倍，而后者如杠杆率最高的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去年7月份公布的数据在30倍左右，现在均已下降为十几倍，去杠杆化程度达到了三分之二。金融危机趋于缓和后，美国银行业的杠杆率可能会恢复一些，但可能不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另一方面，很多离开华尔街的人都开起了自己的公司，金融公司的数量会增加。一旦金融市场企稳，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之类的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会很快上升，甚至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美国金融市场的格局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需求方决定的。金融深化发展之后交易风险、违约风险越来越高，监管方也会重新制定一些规则，来规范金融市场主体的行为。之所以美国历次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停止金融发展，反而使其继续深化，是因为金融需求持续存在，并随着经济结构和收入的变化，强化了人们对金融证券市场的依赖度。这次也不例外。只要人们还需要跨越时间、空间配置收入或风险，对金融交易的需求就一直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是金融从业者在虚玩，是因为有真实的需求存在。那种认为除了基础性证券市场之外的一切衍生品市场都是泡沫、都没必要存在的想法，是不了解金融市场的一种表现。

　　比如，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和信贷资金为什么供应量很大，利率很低呢？这当然和衍生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分不开。衍生证券市场让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重新配置风险和收益结构。通过衍生品交易分散风险，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就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于是，它们能够提供的资金更多，能够承受风险的能力更强，所以要求回报率更低。很多人会说，不是因此而增加交易风险了吗？是的，但这只是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不是要否定金融深化。这个道理就好比触电会死人但还是得用电。

　　《21世纪》：这次危机使得中国的银行跻身到全球银行排名的前列。中国的银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是怎样？银行业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点是什么？

　　陈志武：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金融业还是会以银行为主体。过去这些年，中国的企业到香港和美国上市，这让人们看到，美国式的资本市场所提供的资本化能力，和银行所提供的资本化能力和性质很不一样，银行没有给创业者和企业家提供变现未来预期收入的手段。看到资本市场发展的好处以后，中国A股和H股市场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金管理行业也会进一步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这一变化是渐进的，还需要时间。

　　相比而言，中国的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打击不算太大，这让很多人得出错误的结论，即严格管制才是让银行生存下去的唯一做法。事实上，中国银行业一直以来是管制太多，而美国的银行业则是另一个极端。对于中国来说，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放开金融创新的空间，以此改变现在中国银行体系的经营模式。现在国内一些主要商业银行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利差，这一利差是央行送给他们的，并不意味着银行的经营能力很强。而美国的银行，其存贷利差占总收入的比率不到10%。因此，中国银行业还有很漫长的改革之路要走。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的动力之源

　　《21世纪》：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形势判断的分歧主要源自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判断不一致，经济危机使得人们担忧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在消退，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哪里？

　　陈志武：这些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对于中国来说，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和投资都在美国，尤其是三月份美联储还购买了这么多的公债和其他类型的债券，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如果一个政府通过它的财政部发债，同时又由中央银行购买这些债券，这一运作流程完全是在印钞票，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为美国的货币、金融政策承担风险。所以，3月份中国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也是很应该的。

　　内需增长当然是补充外需不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从中国的体制来看，只要中国经济还是以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为主导，经济增长就还是会靠制造业、工业基础设施和投资来拉动。国内需求短期内可以继续上升，但最终不可能取代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而且，我认为，接下来美国经济复苏很快会为中国的出口提供新的需求空间。美国经济走向也许是判断中国经济复苏时间和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人们很熟悉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储蓄率很高，但其实并不是民间的储蓄率高。中国民间储蓄率水平跟东南亚其它国家差不多，这些年储蓄率的增长主要靠政府和企业储蓄。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储蓄，近年来增长很快，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国企的利润没有分红和上缴，他们把赚的钱留下来做投资，投资之外的资金存在银行。而这些企业所进行的投资，大多是工业项目，带来产能的持续增长。

　　从收入分配来看，企业产权和资产升值所带来的收入并没有流向民间。国有企业和民间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进一步恶化，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国家资产升值和国有企业的资产收入，不会反映到老百姓家庭的消费、投资预算中去。这是长期以来，中国内需潜力增长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尽管目前出口拉动的模式已经几乎走到头了，但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未来还是要靠出口。而且，美国采取了这些经济刺激措施以后，中国的制造业也可能较快地受益。从3月份到4月份，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翻了50%，这对于中国的出口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积极的变化。如果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的趋势再继续几个月，中国出口企业的定单也会相应增加。但倘若由此放弃改革，延续出口依赖的经济模式，是得不偿失的。这次金融危机应该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政策制定者在实施刺激方案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体制和结构的根本性改革。

　　《21世纪》：危机使很多人对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产生了怀疑，认为政府管制是更优的模式，您如何评价？

　　陈志武：现在危机没有完全结束，很多人都在讨论新的凯恩斯主义抬头，美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终结之类的话题。其实，这种言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过，而且比现在还更有挑战性。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和美国搞竞赛，一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另一边则是苏联高速的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的挑战性言论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以至于从那以后，很多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的发展；但到了1970年代，由于国有企业的亏损，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财政危机；1980年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进行了私有化改革，逆转了二战以来的一系列集体化、国有经济发展的举措。

　　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持续了30年左右。现在我没有想到的是，人们的记忆力竟会如此短暂，这样一场危机就让人们重新走入到二战前后的思维当中去了。特别是很多人据此反对中国正在推进的市场化制度，认为政府管制的经济模式更好。我却认为，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有这样快速的经济增长，恰恰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本身朝着市场方向迈进了很多，政府尽量地把经济事务交给市场。市场化进程才是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和推动力。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靠的是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今天我们反而说市场不灵了，政府应该更多地干预呢？难道我们要逆转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这恰恰说明这些人对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并不理解。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如此之大，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背后的原因，也照样可以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好处。这本身就说明市场化是多么奇妙啊。

　　陈志武搜狐博客：http://chenzhiwu.blog.sohu.com/

　　虽然这次美国金融危机非常严重，但那是一种“富贵病”，而中国的问题是金融发展严重不足，金融发展还没有足够深化，金融体系还没有足够的开放。这些现实加在一起，使中国在将来的发展仍然以国内改革为主，而不是去过度追求国际主导权，继续练好内功才是最重要的。4月初，世人关注的G20峰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各国领导纷纷利用这一峰会平台更进一步地为本国争取尽可能多的外部利益。透过G20峰会中各国微妙的互动，中国未来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应该是怎样的呢？《国际融资》杂志记者就此采访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

　　来源：《国际融资》 记者：天勤

　　记者：G20伦敦峰会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峰会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陈志武：本次峰会的目的是协调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方略。会前，主要国家的出发点或者说目的很不同，美国希望把话题全放在如何振兴全球经济上，德国和法国希望谈如何建立国际金融市场的跨国监管架构，中国希望谈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问题，谈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谈时下的危机如何应对问题，而西欧和中国把重点放在改革现行制度、为未来铺好路。到最后，决议集中在几方面，一是IMF的注资和由IMF帮助受金融危机重创的东欧、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这是本次峰会最具体的成果；二是同意建立某种跨国金融监管机构，但具体如何做没有涉及，因这一项有难度，来自美国的阻力会很大，涉及到金融政策与监管的主权问题；三是就消除“避税天堂”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一块执行起来也很难，因为等于是要求各国互相分享银行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的客户信息数据，否则，他们怎么消除“避税天堂”呢？四是要对对冲基金等行业监管。

　　记者：中国未来将在全球范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志武：中国要求的两项——推出超主权国际货币和改变IMF的主导权结构，没有在最后决议中具体写入，不奇怪。因为，第一，没有人指望像超主权货币这么大的事在一天会议中就能决定，第二，IMF本身的表决权、话语权是要在IMF的章程下才能改变，那是具体的问题，而不是高峰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从实际效果上，在会议前，由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等官员提出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议题，这已经让中国主导了这次峰会的议题。从这个意义讲，中国应该是这次峰会的大赢家，也标志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新面貌的开端。

　　记者：这次会议会不会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产生微妙变化？

　　陈志武：这肯定会，也已经发生变化。对中国，这既是好事，又是挑战。之所以是好事，是因为中国这么大，早该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参与国际秩序建设，参与国际事务，我们的人口原来占1/4，现在还占1/5。只是原来中国不以建设者的姿态参与世界秩序的建立。现在终于换了一种身份。之所以是挑战，就是因为中国外交体系主要由学国际政治、外交关系背景的人掌握，受“左”的政治影响太多。但是，现在中国的海外利益、国际关系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商业利益，而这些偏偏又是多数外交专业所轻视的。我觉得，商务部、央行、财政部等经济部门要更多地参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决策层，包括中央外交政策小组应该有更多经济部门的领导参与。

　　记者：中国在海外投资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都存在困境，前者在于美元的国际地位，后者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如何改善这一困境？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是否意味着中国话语权的增强？

　　陈志武：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困难和挑战，跟美元的地位既有关系，又没有关系。之所以有关系，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和资本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美国之外难以找到足够大的投资市场容纳下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金，所以，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投很多钱在美国。再者，除了美国政府公债之外，很难找到更稳定的投资品种。我知道美元风险、美国公债风险也不小了，但比别的投资品种还是要低。之所以说没有关系，一是中国企业或说整个社会以前没有海外投资的经验，现在一下子来这么多外汇，的确让企业、政府以及业界难以招架，于是，只能边投资边学习积累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会有许多失败、要交许多学费，这些难以避免。二是在中国的大学、中学、小学以往的教育内容中，太侧重数理化和工程技术这些硬技能，忽视了世界各国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内容的教育，所以，中石油、中石化、中化国际、宝钢、五矿、联想等等企业，都是工程师当道，要他们去其他国家投资、管理，在知识结构上会有许多不匹配的地方，所以，这也使海外投资失败很难避免。三是直到最近，外汇管理制度一直要求出口企业和央行结汇，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让国家累积外汇储备，国家承担所有的外汇风险和投资任务，民间没机会承担外汇风险或者进行海外投资。这种局面最大化了国家投资的压力，也使得海外投资必然每次都是大手笔，亏损起来金额当然也很大。最后，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也必然强化了海外投资的必要。这事实上跟美元的国际地位没什么关系。

　　记者：您如何看周小川提出的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如何评价周小川的几篇重要文章，尤其是《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这篇文章？您如何看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这次会议中的进展？您对全球金融监管问题有何看法？

　　陈志武：周小川的这几篇文章非常重要，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贡献很大。以前，许多人以为，为了改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就应说“不”，即使没有道理也要说“不”，也就是说，通过给别国一些颜色而显示自己的实力，其实，在效果上，那样做适得其反。但是，这次周小川代表中国政府讲出的逻辑和建议，在美国、西欧等社会，几乎没有人能反对，因为中国确实为美元作为垄断货币承担了太多风险，而由任何一种主权货币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也的确让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不安，所以，周小川的文章不仅标志中国正式享有国际话语的主导权，也从一个很积极正面的角度为中国增强了软实力，赢得世人的尊敬。这是一种最好的增强中国影响力的方式。这次会议在国际金融监管问题上有一点小进展，这是预料之中的。因为跨国金融监管涉及主权问题，这需要时间、需要慢慢地消化接受。

　　记者：无论是“扩大在IMF话语权”还是“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法，中国在G20峰会中都备受关注，在你看来，中国最可行的利益诉求是什么？

　　陈志武：最可行的利益诉求是扩大在IMF的话语权，扩大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中的参与权，而超主权货币的建立与推出也很重要，对中国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非常重要，应该在这次和今后的许多会议上重点提出，但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这是长期努力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以积极身份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起点。

　　记者：中国是否能充当世界救世主？

　　陈志武：中国成为世界的救世主，还早得很。从经济规模看，中国GDP还需要翻3倍才能赶上美国，按人均收入算，中国就相差得更大；从金融角度看，虽然这次美国金融危机非常严重，但那是一种“富贵病”，是金融相对制度所能支持的容量过快发展的结果，而中国的问题是金融发展严重不足，金融发展还没有足够深化，金融体系还没有足够的开放。这些现实加在一起，使中国在将来的发展仍然以国内改革为主，而不是去过度追求国际主导权，练好内功做好自己的事仍是重点。比如说，为了维系世界贸易秩序、维系世界和平，美国每年的军事开支巨大，2008年达近7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政府全年的预算内财政税收。所以，主导世界秩序不只是说说就行，要付出的真金白银很大。如果有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花钱为中国、为世界保驾护航，未尝不可？中国还有近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都还没有到位，这些民生内容当然比做救世主重要。

　　记者：您如何看待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欧洲、美国、日本等国的立场是什么？

　　陈志武：如果各国还是以主权自居的话，这跟金融全球化的程度显然是不匹配的，因为有了国家主权做挡箭牌，任何跨国立法机构、监管机构都无权去管一个主权国家境内的金融所作所为，你可以去抱怨，但无法去干涉。所以，只要这种矛盾还在，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在英美和欧洲大陆之间，存在一种理念上的分歧。英美主张的全球化是各个主权国家相互平等做交易，以自由国际市场的力量规范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而以法国为主的欧洲大陆国家主张的是“世界化”，亦即，有一个具有强制力的世界政府，包括世界立法机构、国际法院、国际监管部门，等等，由这个世界政府来管理所有国与国间的经济和金融关系。这种理念上的差别，决定了这次峰会前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的不同立场、不同议程，英美不主张设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而德法却威胁说，如果不同意设立跨国监管架构，那么就将从会议中退席！由此，我们看到，危机之后的制度重建工作会有多么艰难！

　　记者：您如何看待贸易保护主义？

　　陈志武：经济危机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也符合人之常情，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共性：一旦出现问题，首先不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尽可能地把责任推给别人，说是外国公司、外国人带来的，所以，要做的事先是把外国人赶走，把外国货禁止在外。正因为这一点，中国政府近几个月在宣讲自由贸易的好处，而且还应该继续大谈自由贸易的好处，以尽可能地把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给顶回去。另一方面，中国应该跟更多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包括印度等等。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不管中国怎么强调自由贸易的好处和重要性，许多国家还是会设置贸易壁垒。如果中国不去谈这些，事情就会更糟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应该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要更多地靠国内民间消费带动未来的增长。

　　记者：您如何评价2009年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政策所取得的效果？

　　陈志武：过去几个月，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很多，包括去年的4万亿元以及最近的十大行业振兴计划，但仔细看，4万亿元是以铁路、公路、地铁等基础设施为绝对主体，对刺激民间消费、对民生方面的侧重远远不够。而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实际上继续强化了生产领域、制造业领域。

　　因此，总体而言，这些经济刺激政策继续轻视国内民间消费的投入，让中国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被强化提升。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政府的经济刺激举措没有注重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使未来的经济更多靠国内民间消费带动，而是只顾眼前的经济刺激目标，结果使中国经济在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模式上走得更远。在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这种注重短期利益的做法对中国经济的长久持续增长不利，希望接下来的政策举措能够纠正这些偏差，为中国经济长久持续地增长种下更多的种子。

未来不变——市场经济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有时候，你不得不对一些人的短视失望。我以为中国过去50年的反正经历、世界过去80余年的折腾，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就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制度安排，不管是黄种人、白种人，还是黑人社会，都如此！有什么比基于个人自由选择、个人创业自由的制度架构更能最大化个人幸福，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带动整个社会增长的呢？

可是，一场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来，我们就失去理性判断所要求的平衡和冷静。

于是，诸如“市场的终结”、“资本主义的终结”、“全球化的终结”这类宏论，开始充斥世界各地大小媒体，也当然充斥中国各类媒体。的确，这次危机冲击各国社会，我们身在其中、深受其害，看不清未来的前景，当属情理之中。但是，在这个思路混杂的时期，我们尤其要把握什么制度更能与人的本性相恰。

市场经济的前景

市场真的要终结了？如果说这次危机所展示的制度对比，一方是美国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另一方是中国的管制经济，那么，这种对比背后的差别是什么？有多大？我们可能会说，美国社会现处“水深火热”之中（实际情况并没这么严重），中国经济因为对外贸依赖过度而受挫，但还能通过“大政府”救助而较快复苏，那么，这种差别能够证明市场经济模式的终结吗？

其实，之所以中国经济实力现在能够强劲，当然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什么是“改革开放”？这包括两个内容，“改革”主要是针对政府资源垄断、针对政府管制而言，指的是恢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让老百姓有权利决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如何做、做成的东西卖多少、到哪里卖、以什么价格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开放”实质上也是扩大自由，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能更加自由地进出国界，做投资，做贸易，让个人经济自由权跨越国界延伸，拓宽自由的地理边界。所以，“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政府的权力约束。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尽量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无所不管的经济。

把老百姓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好日子的本性，这就是中国过去30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也恰恰因为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情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释放自由就能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当然是奇迹，但这是“自由”的奇迹，市场化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的奇迹。

从逻辑上讲，如果“大政府主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那么，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不是更有可能出现经济腾飞吗？实际的情况是，正由于“大政府主义”在60、70年代造成的经济灾难，才为1978年开始的自由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治动力基础。所以，中国今天的实力恰恰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力量，不是验证了“大政府主义”的好处。

到今天，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体制差别，不在于政府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别，而是存在于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划在哪里，是一个“量”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所以，这次危机之后的制度争论，不是围绕市场经济是否要被权力指令经济取代，而是围绕监管的边界要往哪里延伸、延伸多少的问题，监管不等于指令经济。

所以，在中国的经济实力也是因放弃指令经济、往自由市场经济迈进而获得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没有终结。过去30年的中国经历是：政府从经济退出越多，市场空间越大，经济活力就越高，增长速度就越快。

1930年代的教训

围绕市场经济与指令经济的争论，这不是第一次。最大也是最全面的一次是1930年代，那次的背景反差比较极端：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萧条，另一方面是苏联计划经济的高速增长。那次辩论是根本制度之争！

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接下来对生产资料进行国有化、对土地集体化。1920年代开始计划经济，将投资、生产与分配销售全部按计划指令进行。自193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按照12%、13%的年速度增长。那时期，看到国有计划经济的成绩以及其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对比，人们普遍得出政府指令经济优于市场的结论，都以为终于找到了增长经济的妙方，即使不推行国有经济，至少也接受凯恩斯主义、接受政府办企业的好处。

二战结束之后，全球各地兴起模仿苏联政府指令经济的运动。在中国，自1950年代初，先是没收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等私人财产。到1952年底，全国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被收归国有，国营在商业领域也占有了50%的营业额。1953年10月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把中小型以及个体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私人资本和私人财产收归国有。4年之后，私营和个体经济规模由50年代初占全部产出的2/3下降到1957年的不足3%。运输业总额中，国营企业已占62％，公私合营占36.4％，私营仅占1.6％。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个人经营性财产全部灭绝，人们的生活资源也全部由国家和集体提供。学苏联的结果是，老百姓除了双手和勉强的居住条件外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亚、非、拉各洲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基本类似，也是在二战以后进行国有化、让政府大举进入经济。这些国家中，不少是在1945到1960年间从殖民地中独立出来，然后将外国人在本国的资产没收并国有化，如伊朗的油田、委内瑞拉的油田、矿产与银行等。像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就没收不少外国人财产为国有企业。拉美国家多数在19世纪独立，但它们在1950~70年代也大量没收外国人财产。这些没收的外国人资产都成为当地国有企业的基础，为经济的行政化奠定基础。到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国企平均占本国总产出的25%以上。

连西欧也都在二战后学着苏联的某些做法，让国家成为一些行业的所有者和直接经营者，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都推动过国有化。到1985年，德国国企占总产出约12%，法国占24%，意大利占20%，西班牙占12%，英国占13%。

但是，到了1980年代，从苏联到中国、拉美、东欧、西欧，各个国家都因为国有企业的长期亏损而出现财政危机，几乎在同一时期认识到政府不能再经营企业、管制经济了，效率太低并同时带来更多的不公平！于是，以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作为起点，随后是美国、英国、西欧、东欧国家在80年代初跟上，在全球范围内普遍进行大规模私有化，逆转二战之后的国有化运作，放松政府管制，还回市场的空间！一些研究表明，从1978年到90年代末，共有120多个国家进行了不同规模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

从1917年到2000年的83年里，各社会反复折腾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最大的教训莫过于：不能因为一个国家在某时某地因为某个原因做成了某件事，就得出那个国家的制度真的最好的结论！就像阿炳拉二胡出色，所以得出结论：所有人如果想拉好二胡，就必须先弄瞎眼睛！回想起来，当时不就是因为一个苏联的经历，然后，全球各国都去学吗？以至于几十年后，各个国家又都去私有化，逆转当初的所做！

看待这次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危机，我们应当理性，首先要避免的是认为“金融不是好东西，必须重新重视实体行业”，如果真的得出这样的结论，那等于是浪费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学习美国经济模式的机会！是的，美国金融市场有些方面的透明度不够、一些委托代理链扭曲太多、某些金融市场过于分散等等，这些都是此后的改革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一些监管制度创新。我们不能再犯当年总结苏联经历时的错误，不能由此得出“非大政府主义不可”的结论！

美国的一些监管缺位，并不等于中国的政府管制太多、太广就有了理由。中国管制太多所带来的制度成本当然太高，抑制个人创业、创新的空间，制约民间社会潜能的发挥。

政策惯性与转型困难

在中国，应该做的还是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那么，去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及最近出台的十大行业振兴计划，是深化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向内需转型，还是相反呢？

去年4万亿资金主要是用在基础设施上，包括铁路、公路、机场与地铁，而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到最后是增加中国的工业制造产能。在全球经济萎缩的前提下，制造产能增加后，给谁生产、东西卖给谁？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这些用于基建和行业振兴的数万亿资金并非没有机会成本，因为这必然意味中小企业贷款更加困难、对中小企业的资金供应会大大减少。而中小企业又偏偏是非农就业的主力军，给全国非农就业的贡献率超过3/4，所以，在中小企业的融资变得相对更困难之后，老百姓就业的挑战更大。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一是牺牲就业的增长，二是抑制民间收入的增长，从而对民间消费的长期增长不利。

由政府鼓励各地方、各国有企业去挖空心思大胆想出花钱的招数，这种基于大项目的强心针当然能带来短期繁荣。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中国建设了这么多年，从早到晚只知道进行生产建设，应该也有一个缓过气来的时候，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次经济刺激计划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以产能扩张为主题，是政策惯性所致。

只是这样做，不仅强化过去的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也强化国有经济的分量，变相打击了过去30年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领域——民营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让中国市场化改革受挫。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经济观察报》 2009年4月27日 星期一

两年半前，我在《治国的金融之道》一文谈到这样一个事实：

“如果把公元1600年时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明朝中国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负债累累，像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城邦。那么，从400年前到19、20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改变其命运外，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基本是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

几个世纪前的场景今天再次重现，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数万亿美元，而发达国家则负债累累。在当前金融危机之下，国库富有的发展中国家当然兴高采烈，可是，这次的最终结局会如何？莫非未来还要重演过去数世纪的历史？

在这种时刻，重新回味那篇文章以及其中的故事和逻辑，意义具体又特殊。为什么当年负债累累的国家后来良性发展，根植出民主、自由与繁荣，而政府富有的国家后来却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败？为什么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一国的民主法治似乎跟其政府负债水平高度相关？借钱花的国家反而比最大化存钱的国家，更能催生出某种制度？“政府总是缺钱”是否成了民主宪政制度的催化剂？“国富”是否反而给掌权者以压制民权、践踏法治的底气呢？

人间之事，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表面看，国家借钱花好象不好，但是，从更深层思考，或许，不需要借钱花的政府反倒容易腐败专制，毫无顾及地侵犯民间权利，抑制个人创造力，不思进取，就像富家子弟更容易横行霸道、不思奋发一样。只有当独裁王权或者集权政府的开支总是不够或者刚好够，需要经常借债、与民间讨价还价征税的时候，权力才可能愿意接受约束，权力制衡制度才有机会成为现实，民间的创造空间才能被解放。

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但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宪政与法治。

这话怎么说呢？在本文，我们再看美国的故事，不只是今天的美国全球负债第一，美国立国之初就是靠负债幸存下来。—— 这跟中国各朝代的经历正好相反，历朝之初是国库满满，之后每况愈下，到最后以财政危机终结朝代；而美国立国之初负债累累，之后不断利用债券市场透支未来，而且还透支越来越多，可是其国力却越来越强，法治日益完善。

独立战争的背景决定了美国一开始就必须靠借债

对美国历史，我们一般熟悉其政治史，知道北美13个殖民地于1776年7月4日宣布从英国独立，1787年的宪法大会通过《美国宪法》，等等，但未必了解美国政府历来是多么穷，未必熟悉金融借贷对美国历史的支柱作用。

从1607年开始，英国人陆续冒险到北美，先后由独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十三个殖民地，包括今天的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等。直到18世纪中期之前，英国对这些殖民地除了花钱提供安全保障外，基本是放任不管，也不怎么征税。比如，1754至1760年间，英国皇家军队跟法国连续作战，以保护这些北美殖民地。到1763年，法国在北美、欧洲大陆两个战场上向英国认输，同意把加拿大割让给英国。

乔治三世于1760年登基英国国王，当时他22岁。由于英国在北美、欧洲大陆连续跟法国作战达9年之久，到1763年战争结束时，英国政府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

这时，年轻的国王想，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享受英国保护一个半世纪，但没有给祖国任何财务支持，该是他们报效祖国的时候了，至少应该交税供养常年驻扎北美的军队。在乔治三世的授意下，英国议会于1764年通过《食糖法》和《货币法》，前者要求十三个殖民地向英国交各类消费品进口关税（包括食糖、纺织品、咖啡和酒），后者禁止殖民地自己发行任何纸币，只能使用英国货币。1765年，议会通过《印花税法》，要求北美殖民地为各类书刊等出版物向英国交税；1767年，通过《汤森法案》（Townshend Acts），要求殖民地为纸、玻璃、茶等日用品交税。

乔治三世的一系列立法和试图收紧控制北美的政策，引发了殖民地居民的反抗，殖民地人在英国没有代表权、投票权，但却要向英国交税？！一些革命组织团体抵制英货、挑战英国军队。1770年3月5日，一群人在波士顿围住一队英国士兵起哄，后来局势失控，发生冲突，英方士兵开枪打死5个当地人。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屠杀案（Boston Massacre）。屠杀激发了殖民地的愤怒，压力之下，英国议会同年废除《汤森法案》，但保留对茶叶征税。

1773年，英议会把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贸易垄断权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当年12月，一群革命人士假装为印第安人，登上三艘停留在波士顿港口的东印度公司茶叶运船，炸开340个货箱，将大量茶叶扔到海里。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那次标志性事件使北美殖民地跟英国的矛盾大大升级，逼着英国政府下决心进行整治。

接下来，英国议会在1774年通过四项新法，统称为“不可容忍法案”，命令皇家海军封锁波士顿海港，要求波士顿政府全额赔偿所倾茶叶，禁止马萨诸塞各地的群体集会，宣布英军可以随意住进殖民地老百姓家里，等等。对马萨诸塞的居民来说，这些法案当然是火上加油，激怒北美殖民地老百姓。随即，第一届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独立运动、独立战争期间的决策机构）成立，呼吁殖民地百姓武装组织起来，共同与英国作战。

为整治叛乱，英军到处查探民兵练习地和武器库。由于听说波士顿远郊的列克星敦镇是革命者基地并藏有大量武器，1775年4月19日，英军派出千余士兵赶往列克星敦镇，结果与殖民地民兵组织发生冲突，打出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抢。随后，其他殖民地的自发武装团体闻讯也迅速赶来支援。双方增兵两个月后，6月19日展开一场大战，使英方伤亡一千多士兵、殖民地一方死亡五百余名。

独立战争就这样打开了。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选举华盛顿作大陆军总司令，正式与英军作战。为了避免战争对波士顿伤害太大，1776年3月17日，华盛顿迫使英军将战场往南转移到今天的纽约市周围。

1776年7月4日，华盛顿的军队汇集在纽约曼哈顿南端，而英国皇家海军正在调集100多艘战船、3万多正规军，准备集中攻打守在曼哈顿、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一万名大陆军，况且华盛顿的大陆军没有任何战船。可以想象，这种不对称实力是如何打击华盛顿军队的士气。好在那天，华盛顿得到第二届大陆会议宣布美国独立的消息，让其军队多少得到及时的鼓舞。尽管如此，8月27日，皇家海军轻而易举夺下曼哈顿边上的长岛，大陆军惨败。之后，华盛顿采取边退边打的游击战办法，开始了跟英军长达四年、辗转南北的拖延战术。

实际上，宣布独立不久的美国，最大的挑战并不在同英军作战的战场上，而在经费的来源上。起初，第一届大陆会议考虑过在各州征税，但是，怎么能在当时美国的十三州征税呢？美国独立的起因就是由于英国对他们征税失控，这一背景决定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及之后政府的开支不能靠大规模加税来弥补，试想：如果新成立的政府也要大量征税，那为什么还要独立？

当时，十三个州的政府本身就很小，没什么税收，没有政府军队，更没有州政府财产或者“国有企业”。美国中央政府又不存在，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所以，各届大陆会议只能靠印纸币、借债，来找到财务支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从立国之初，就要靠金融和债务市场！

但是，那时期美国不仅没有联邦政府，更没有收税机构或中央银行，“大陆币”、战争债难以有市场。在1776至1788年间，大陆会议政府不断出现经费困难，几次让独立运动倾于破产，差点使北美重回英国怀抱！

具体来说，独立战争开支主要依靠以下来源，第一是由政府发行“大陆币”，在1775至1780年间共印了37次“大陆币”；第二，由大陆会议政府发行债券，尽管谁都不知道那些债务将来靠什么偿还；第三，十三州的份子贡献，由各州自己发行战争债提供；第四，从法国借来的贷款；再就是给士兵、供货商写欠条。

1775年6月3日，大陆会议授权发行首批公债，融资600万英镑，用于买军火。但是，那时的独立运动激进派，主张以发行“大陆币”纸币为主要战争融资手段，他们的计划是，如果钞票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大陆会议政府可以强行禁止民间涨价！——这种偏好很好理解，如果开动印钞机就能有钱花，谁还去发债券融资？这种一边印纸币、一边禁止涨价的做法，短期效果还可以，只是长期难以持续。

可是，仅发行“大陆币”还不行，由于当时的军火是从欧洲买进，欧洲不太认“大陆币”，所以，独立运动必须有国际认可的通货才能买军火。为此，他们必须发债券融资。一般的做法是，债券发行时以黄金、白银、英镑等国际通货购买，而后政府用“大陆币”或者“大陆币”票据支付利息、偿还本金。

1776年10月3日，大陆会议政府发行第二批债券，年息4%，面值共500万“大陆币”。为了发行这笔债券，他们在各州设立“大陆借款办公室”（Continental Loan Office），专门负责政府债的销售和之后的利息支付服务。这等于是美国最早遍及全国的投资银行销售与服务网，是现代证券市场的雏形。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推销。比如，1776年11月，十三州的大陆借款办公室出售了大量彩票，中奖者得到的不是现金，而是一些年息4%、期限3年以上的公债。通过彩票销售为独立战争借债融资，头几年很成功。

只是到1780年下半年，政府债已经没人买了；各州也弹尽粮绝，不愿再发债奉献了；大多数士兵的服役期到年底就结束，不愿继续接收欠条作军饷。在战场上，华盛顿的军队到那时，几乎看不到胜利的希望。眼看着大陆军要失败，几乎没人再愿意接受“大陆币”，多印钞票已经不再是有出路。

独立运动快要告终之际，华盛顿派助理前往法国，成功说服法国国王再借250万法国金币给美国。贷款没到之前，这一消息让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将其做抵押，通过贷款立即得到救命钱，让大陆军维系到1781年9月。最终，在法国海军的支持下，大陆军于1781年9月在南方港口城市约克镇（Yorktown）打赢了关键一战，迫使英军投降，从此扭转独立战争的局面。1783年9月3日，英国签署《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一个年轻国家就这样靠举债存活下来。

由于美国独立运动的特殊背景，整个战争不能靠征税支持，各州政府又很穷，所以只能靠借债。在连大陆会议政府、十三个州政府自己都不知道未来靠什么收入来还债的情况下，独立运动居然能从1775至1780年的六年时间里连续发债，这当然是奇迹。如果没有美国本土私人投资者、法国与西班牙国王、荷兰投资者的债务支持，今天我们熟悉的美国可能根本就不会有，金融就是这样影响历史的。

大量债务逼着美国发展资本市场

1783年独立战争正式结束，但是，建国的挑战却刚刚开始。中国以往改朝换代时，新政权总能从原来的朝廷缴获藏在宫廷的金银财宝、地产，掠夺一些私人家产，或者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等等。可是，美国成立时，英国人没有留下任何财宝，新政府真穷。就在《美国宪法》签署的1788年，也就是在清朝国库存银6000多万两银子的时候，（注释1）美国政府的外债和内债是如此之多，不管从哪种意义讲，已是一个破产的国家。当时政府税收极少，维系债务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新“借条”还老“借条”。

如果说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因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家庭写“借条”太多，因此债务泛滥而产生的，那么，1788年时，美国货币、贷款、债券种类并不比今天少太多，仅各类战争债、州政府债、社区债所用到的支付货币就五花八门，有以“老大陆币”、以“新大陆币”、以墨西哥银元、以西班牙银元、以英镑为支付货币的，有的债券干脆就没注明以什么货币支付。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许多债券的价格不到其面值的10%，基本无人问津，商品市场也难有秩序。这种乱局严重影响人们对美国前景的信心，挑战新合众国的命运。

怎么处理这些公债，让新合众国站起来呢？早在1781年，独立运动的第一位行政长官——财务总长（Superintendent of Finance）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就做过努力，特别是在那年9月大陆军打赢约克镇关键一战、迫使英军投降之后，他知道，如果大陆会议政府不把这些战争债处理好，美国必然重新亡国。莫里斯当时研究过英格兰银行的兴起对英国崛起的贡献，很熟悉债务可以变成通货、变成社会财富载体的道理。

关于如何处理战争债问题，当时的大陆会议议员中有两派。一派以保守的农场主为主，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些战争债通过多印纸币一次还清，也就是，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推掉战争时期欠下的公债，变相让老百姓、外国投资者一次分摊这些债务负担。当然，这样做的风险是，老百姓和债券持有者会暴动，独立运动的命运会终结。

但是，莫里斯代表的一派不想这样，他认为，这么多的债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次付完，而是通过政府持续征税、按季度付利息，将这些债券和票据长期延续下去。这样做的效果是，让这些债权所代表的是获取未来定期的固定收入流的权利，让它们成为金融投资资产，也就是让债权成为流动起来的资本。（注释2）在莫里斯看来，第一，为了每季度付利息，联邦政府必须在各州征税，没有任何东西比经常性的税赋更能将各州凝聚在一起，筑起一个团结一心的新合众国；第二，税赋能提醒每位公民，要关心国家公共事务、关心政治，因为这涉及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第三，债务一方面是负面的负担，是不好的，但另一面代表的则是“信用”，代表着流动的价值（未来收入流的价值），所以，如果不付完这些公债，社会中的流动性不是更多、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了吗？保留这些公债反而更有益。

莫里斯估算了一下，如果不一次还清战争债，大约每年需要付利息200万美元，按当时的国民收入计算，这是一笔大钱。1782年7月29日，他向大陆会议提交一份议案，建议为了支付这200万美元的年息，在各州推出四种税：进口税、土地税、人头税、饮酒税，各贡献50万美元。可是，由于农场主派的反对，加上独立战争结束后政府再发债的必要性暂时消失，更何况没有人愿意多加税，莫里斯的议案在大陆会议中拖了一年多也没通过。1784年11月，莫里斯辞职从商。（注释3） 

莫里斯1783年的议案未能通过后，债务负担一直困扰着美国。1788年各州签署《美国宪法》，正式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国会选举华盛顿为第一任总统。随即，华盛顿任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的首要任务是对付巨额公债。这种“穷政府”或说“已破产政府”局面，使得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不可能表现出“权力傲慢”，而是必须讨好老百姓、尊重民众权利、赢得金融市场的信任。

1790年1月，33岁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一份债务重组计划，要求按面值100%兑现在1788年宪法通过之前发行的所有公债，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发的各种战争债、独立战争军队签的各类借条，所有债务由联邦政府全额承担。为了实现承诺，联邦政府发行三只新债券，头两只债券年息6%（一只于1791年1月开始付息，另一只到1801年才付息），第三只债券只付年息3%。换言之，由这三只可以自由交易的债券取代原来五花八门的战争债，大大简化新国家的债务局面。

今天来看，汉密尔顿的债务重组举措，好像只是一种简单的债务证券化运作，但是，他的天才创新在于，这三只债券埋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华尔街”的种子，因为这些债券从1790年10月上市交易后，加上次年由汉密尔顿推出的“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股票，立即将市场的关注聚焦在这四只证券上，强化价格发现机制，提升流动性，集中展现市场活力。换句话说，原来的成百上千种债券、借款条即使能够换手交易，由于种类太多、条款各异，无法形成证券市场气候，市场活力做不起来，证券价格自然不会高，流动性也会差。但是，把市场注意力集中到四只证券上后，情况就大为不同。

比如，这样集中之后，更方便外国投资者认购。到1804年时，53%的美国政府公债是由西欧投资者持有（所以，不只是今天的美国公债主要由中国、日本等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银行62%的股份在外国投资者手中。（注释4）  

被称为“美国金融之父”的汉密尔顿继承了莫里斯的金融思路，他的创举的意义也在于，让这三只债券成为反映美国未来前景的晴雨表，债券价格就是市场对美国未来的定价。—— 汉密尔顿承认所有战争债的承诺，振奋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使这些债券价格随即猛涨，到1791年底债券市价甚至超过面值！从此，美国资本市场一发不可收拾，投资与投机交易都很活跃。1803年，美国政府通过向国内外投资者发公债，融资买下路易斯安娜，使美国领土面积翻倍，等等。证券市场就这样为美国的成长服务，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融资效劳！

政府穷民间富催生民主与法治

美国的起点是政府穷、民间富，逼着政府求助于金融债券、求助于民间税赋。西欧民主国家的兴起也大致如此。除了法国等少数国家外，欧洲城邦历来没有强势、富有的政府。像荷兰、意大利城邦国家，在经历中世纪后期连续不断的战争之后，城邦政府基本都负债累累，是典型的“政府穷民间富”社会。那时期，政府的战争融资需要也是推动债券市场最先在意大利城邦和荷兰发展的主因。

英国跟法国的经历形成极有意义的反差。虽然英国王室在17世纪英国革命前就逐渐出售皇家土地，但是，即使到英国内战开始的1642年，皇家家产收入以及一直以来的税收还是不少。但是，1642至1649年的长期内战消耗皇家资源，到1649年查理一世国王被送上断头台、英国共和国成立后，皇家土地被没收并低价出售。等到查理二世国王于1660年回到英国、重新登基时，皇家土地所剩无几，自己的收入已无法支持皇家日常开支，更无法供养其军队，皇家很“穷”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议会通过法案，今后每年由议会从政府税收中拨款120万英镑，供皇家自用，但是有几个条件，第一，政府征税权必须由议会控制，国王无权决定；第二，议会有权每年审查皇家的开支情况，包括战争开支以及其他日常开支；第三，皇家新增开支项目，必须经过议会的程序。这样，在皇家所代表的“国家”与议会之间，有了相互制约的权力架构。

有意思的是，尽管皇家的经费在1660年后受到议会的监督，到1680年代初，查理二世的财务状况又出现膨胀。通过节约开支、改善收税机制，皇家金库照样能累计增长！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由其兄弟詹姆士二世继位。皇家财大气粗之后，王权又不断膨胀，詹姆士二世国王随即解散议会，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这就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制造了前提，当年，英国人求助于荷兰王子威廉三世，请求他与妻子玛丽（詹姆士二世的女儿）回英国，之后，他们来到英国，逼着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国，威廉三世与玛丽此后登基为英国的国王和王后。作为让威廉三世继承王位的条件，英国议会要求威廉三世签署《人权法案》 (Bill of Rights)，保证国王不会侵犯公民权利，也要求他签署其它法律，保证王室不会废除议会通过的法律、征税权继续由议会掌握、皇家召集军队必须先经过议会、公民有权拥有枪支武器、公民有言论自由，等等，这些法律奠定现代英国自由与民主制度的框架。

当然，还有就是，皇家的开支继续由议会支配。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府的开支增加，而老百姓的税赋已经足够高。在皇家财产不多、税收增长又有限的情况下（“穷政府”），国债成为英国发展的必需。1693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其核心任务是帮助政府发行国债，但国债的决定权由下议院掌握，而不是由国王控制。（注释5）英国的自由、民主、法治，就这样跟“穷政府”加国债金融市场相伴为孪生兄弟，同步发展。

法国的早期经历跟英国的相反。在光荣革命之前的一个多世纪，英国皇家不断出售土地，使其自身越来越“穷”，随后被迫受制于议会的财务控制。法国的传统则不同，国王登基时，必须宣誓无论如何不会出售皇家土地，于是，土地财产收入和税收加在一起，使法国王室从14世纪到17世纪一直是欧洲最富有的王室。 （注释6）也正因为王朝太富，不需要通过议会这样的民意机构为其征税创收，跟同期其他西欧国家比，法国的议会制度在14至16世纪发展缓慢，以至于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其王权专制程度胜过西欧其他国家。甚至到今天，法国文化对政府集权的认同、向往程度仍然高于英国、荷兰甚至德国。

财富在政府与民间之间的配置结构决定民主法治的机会

从美国、西欧与政府富有的其他国家的不同经历中我们看到，自由、民主、法治跟财富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配置结构有着很微妙的相互关系。也因此使得自由、民主、法治对金融市场有明显的依赖。

第一，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活，不需要向金融市场借钱；相反，越是朝廷或政府负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财务约束最终能制约王权、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所以，民主的国家不能拥有财产、拥有经营性企业，至少不能有太多国有企业，而是让政府靠税收运作，政府靠每年的税收才能有钱花。那么，是不是征税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税要少到刚好能支持国家的经常性开支，包括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基本生活安全、保护私人财产、维护契约权益、维持市场秩序的开支的程度。那么，如果出现天灾人祸、战争、经济危机等，这些非经常性、长期公共项目开支怎么办呢？这就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特别公债，把这些非经常性开支平摊到未来许多年，由未来每年的税收补充。

也就是说，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控制在政府手里，民权与法治会只好让位给权力。在朝廷富有的国度里，政府不需要发国债，金融市场当然也没必要发展，这就是中国、印度这样的传统社会的过去。相反地，如果是政府穷民间富，政府有求于民间，政府权力只好让位于民间权利。由于在这样的国度里政府不富有，所以，税收不够用时，就必然求助于金融借贷市场，包括债券市场。于是，金融债券市场是民主法治的孪生兄弟，同在近代兴起，彼此相依。

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上涨下跌，立即反映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对具体政策与制度的评估。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制度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所以，公债市场对政府权力的制衡既连续、又具体。美国和英国的兴起过程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要么也如此，要么就被金融市场所教训！ （注释7）

关于自由、民主与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是五四以来的中文文献中所缺少的，从人文社会、政治理念的角度谈自由、民主与法治当然重要，是基本启蒙，是社会觉醒的必要。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从中国到美国、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又在将企业国有化、强化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新认识自由、民主、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任何强化国富民穷局面的举措，显然是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开倒车。为了中国的民主法治，国有资产应该被民有化、以平等分配的形式分回给全国公民，而不是利用金融危机强化国家对各种财产和资源的所有权。

民富是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催生民主法治发展的格局包括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政府穷民间富”以及国债金融市场。“政府穷民间富”并不必然导致民主法治，但是国富民穷必然威胁民间权利。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些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

注释：

1、郑备军，《中国近代厘金制度研究》，2004年。

2、见Udo Hielsche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003年出版，第43页。

3、见Udo Hielsche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003年出版，第45页。

4、见，Richard Sylla, Jack Wilson, and Robert Wright, “Integration of Trans-Atlantic Capital Markets, 1790-1845,” 《Review of Finance》, Volume 10, 2006。

5、Richard Pipes，《Property and Freedom》，1999年，第150页。

6、Richard Pipes，《Property and Freedom》，1999年，第154页。

7、James Macdonald在《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2003年）一书中，对金融市场如何推动、支持民主制衡有更多论述。

　　文/陈志武 整理/孟群舒
　　来源：《沪港经济》

　　“中国奇迹”八成靠全球技术

　　多年来，我的兴奋点一直是金融史，因为金融史有助于理解近代史。我曾有一个大胆的观点：为什么近代西方的实力大幅上升?原因就是金融的发展。在200年前，西欧都是城邦国家，几个城市就能组成一个国家，城邦国家之间总是打来打去。为了支持连续不断的战争，在征税日益困难的情况下，统治者发明了债券。小小的创新，让国家得到了资金，也让购买者领到了利息。战争让这些国家有了金融创新的动力。随后，英国和法国更是依靠国债发展起庞大的海军。谁借到的钱多，谁就拥有更强的军队。相比之下，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不是把财政收入用于发展国力，而是拼命往国库存钱，因为不平等条约的赔款高达6亿两银子。如果清政府能按照5%的年利息从本国融资，兴许它还不至于这么快灭亡……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中国之所以能产生奇迹，其实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从GDP本身来看的话，根据实际购买力计算，198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450美元左右，现在大概是8000多美元，的确是翻了很多倍。不过，跟西方国家相比较，人们会发现，中国过去30年有这样快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去200年的工业革命给中国创造的机会确实是非常大的。

　　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把人们的手脚放开进行自由市场化的改革，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让许多熟悉的技术送到了中国家门口。如果看中国的GDP，我估算过大概有超过85%、86%都是来源于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中国的方方面面的新技术，无论国家电力公司、华能、中国移动、中国石油等这些大的国有企业，还是我们熟悉的民营企业百度或者无锡尚德，都是围绕着从西方引进新的技术从而出现了新的产业。众所周知，它们基本上都不是中国发明的。所以，“中国奇迹”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全球科技的进步，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模仿、通过引进非常成熟的技术，让中国能够比原来更加充分地利用廉价劳动力，让中国变成世界的工厂，借用历史的发展机会搭上全球化的便车，让中国在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均GDP好几倍的增长。由于来的太容易，所以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功劳都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的。我们常说西方国家有阴谋、散布“中国威胁论”，给中国设置各种障碍。结果使我们很容易把很多本来应该做的制度性改革、民主性发展都搁置下来，甚至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中国的钱还处于“过去时”

　　另一个问题是，很多中国人困惑，美国人怎么这么有钱?他们非但不存钱，还贷款借钱。去年美国的储蓄率是-1%，他们挣100元，要花101元。中国人挣100元，只花费54元，甚至恨不得全部存进去。那么，钱、资本、财富，这三者是同样的概念吗?在美国，这三样东西基本相等，这是因为美国证券化高度发达。但是，在中国，这三个词的意思非常不同!

　　其实，从一张钞票能看到一个金融系统，而金融体系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幸福水平和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我认为：钱，主要是一个货币的概念，流动性最好，可以直接进行交换;资本，是能够生钱的钱或者财富，是活的财富;而财富，既包括流动性的，也包括不流动的，包括凝固的有价物。比如，土地是财富，但是，当土地不能买卖交换时，它顶多是财富，不能变成资本;一个人未来的收入也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把未来的收入作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财富而不是资本。财富不能马上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这个差别，恰恰就是中美两国经济的核心差别。

　　中国人说张三有钱，意思是张三过去赚了很多钱，它是一个过去的概念。但在美国，人们说李四有钱，不仅包括他过去剩余收入的总和，还包括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美国人可以把未来的任何潜在收入提前变现，这包括个人未来的劳动收入、生产性资产的未来收入、企业的未来收入、土地的未来收入等等，通过票据化、证券化的方式把这些收入变现。由于美国人的“钱”包括了未来的收入，自然是比中国人富有。

　　如果我20年前读大学的时候，每天能多花一元钱，它带给我的满足肯定大大高于今天我多花1000元钱带来的满足。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那是花钱能带来享受最多的时候，也是最有能力花钱的时候，但那也是我最没钱的时候。金融市场的发展能直接决定你能否在最能花钱、最想花钱、又最没钱的时候花到未来的钱。中国人还没有途径把未来的钱折现，所以拼命存钱，这样既约束了个人发展，也抑制了经济发展。

　　金融市场对企业的意义更大。一家创业型公司上市，市盈率为20倍，这意味着，通过其股权上市，创业者马上就能把未来20年的收入提前变现，今天就能享受未来的财富。变现后股东立即增加了一大笔财富，他们既可消费，也可以进行新的投资。如果没有股票交易，哪怕公司未来的收益再多，这些股东投资者也无法提前使用，这就大大减缓了经济的发展，大大压缩了“钱”的内容和金额。

　　中国闲钱很多，没有被资本化的财富就更多了，这些财富是可望不可及的资本。中国的许多创业者、许多企业都很缺资金。比如，全国有2000多个县，每个县都有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这些公司每年的收入都很稳定，风险很低。在美国，这种收入流变成了理想的证券化对象。假设每人每年花的水电费为300元，5亿城市人口每年的花费为1500亿元，如果把未来50年的收入流进行证券化，其资本价值可达1.5万亿元左右，这些提前变现的资本可以为新的建设提供资金，为新的创业提供资金，把中国经济这个蛋糕提前做大。类似地，电信资产收入、高速公路收入流都可以证券化。你说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带来多少资本?金融发展妙就妙在这里!

　　据说，美国的人力资源、企业现金流、企业资产甚至土地，都可以通过证券化变成资本的一部分。证券化的实质就是将流动性差的资产、还没到手的未来收入，分割为股份或者金融契约，让社会认购，投资者可以获得稳定回报，企业也能受益。那么，中国为什么迟迟不能开展类似的证券化、资本化呢?我认为，这不是金融机构不想创新，而是金融交易的安全性还要逐步提高。投资者的权益需要可靠的制度保证，包括契约执行的架构、完善的法律、法院的公正判决、依法执行，以及一个庞大的金融中介机构提供信用服务。如果条件成熟，中国经济将迎来一次新的飞跃。

　　（陈志武，耶鲁大学终身教授，2008年获华文财经图书大奖。孟群舒，财经作家、传媒学者)

陈志武
第一财经日报

1986年8月，笔者来耶鲁大学留学，住在研究生宿舍，同楼里有许多外国学生，包括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非洲、拉美和欧洲的同学。初来美国，觉得跟西方人接触距离不小，另一方面，结识韩国、日本同学后，发现在待人接物、文化上，他们跟中国人是这么像。 那年秋天，一次在共用的厨房做饭时，顺口跟旁边5位韩国学生说，“我们东亚人这么相似，文化上也这么相近，东亚国家为什么不形成经济，甚至政治共同体，为何非得跟差别这么大的西方国家凑在一起呢？”

我话没说完，一位韩国同学把筷子往桌上一砸，愤怒地说，“当年日本就是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由，侵占韩国、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的，我们决不能再上当!”他是如此愤怒，让我这个没有别的用意、很平淡讲出一时感想的人吃惊。

还在继续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亚洲造成极大打击，这种时候，我们当然关注亚洲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为了减少东亚经济今后受全球危机的牵连，是否可以通过强化亚洲共同市场体系，使其更能自成一体，独立于世界经济、自我增长？

二战后的东亚经济模式

二次大战期间，因军运需要，批量造船技术迅速发展，世界海运容量激增。二战结束后，这些造船技术，加上新闲置的大规模海运容量，使跨国贸易成本大跌、贸易容量大增。加上工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可以轻易跨国移植，这些对想走出农业社会、人口又众多的亚洲国家来说，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且是仅仅靠出口制造就能快速发展的机遇。

二战之后，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以及后来的WTO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是基于规则而不是基于炮舰的贸易体系，对于没有殖民传统的亚洲来说，这种跨国秩序变迁也当然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商机，也使出口贸易成本大大降低。

这些构成了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得以成功的基础。先是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然后是60年代、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内地，一个个亚洲国家先后利用自己的劳动力优势，最大限度地享受制造技术“红利”和经济全球化“红利”，以投资和出口制造定义本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亚洲国家经济成功的共同特点是如此相同，以至于不管是谈到日本、韩国等国的增长经历，还是谈到中国的增长奇迹，大家都可以用“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来统称，因为大家都靠投资、靠出口。

或许，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给亚洲带来的“双红利”太强，使亚洲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都没有转型经济模式的压力，也就没有动力从增长依赖外需改成靠内需。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挑战过亚洲经济，但是，那次由于西方经济正处互联网热潮中，新经济(行情论坛)带来的增长刺激了发达国家的消费，转变成对出口型亚洲经济的产品的需求，再加上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完，所以，只要外部需求还强劲，亚洲国家在不改变经济模式的前提下也能从危机中走出来。结果，那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亚洲国家采取根本性的改革，内生增长的能力继续不足。

就这样，在美国次贷危机于2008年9月急剧恶化成全球金融危机后，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去杠杆化”，银行回收贷款，投资公司收缩布局，投资者不再愿意冒险，消费者不敢花钱。于是，亚洲的出口全面受挫。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台湾GDP同比下跌25.3%，韩国跌20.7%，新加坡下滑16.4%，日本下跌12.7%。这些经济体的缩水幅度都很惊人。

亚洲共同市场的愿景

打击之下，亚洲国家寻求建立共同市场，以与其他发达经济“脱钩”。如果能建立跨越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自由贸易统一市场，其好处当然显而易见，亚洲有38亿人口，占世界的62%，其生产潜力、消费潜力自不用说。

亚洲无疑已经是世界的生产制造基地。除了工业革命和规则主导的全球贸易秩序之外，亚洲生产潜力相对容易发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铁的纪律”就能组织好大规模生产。特别是受儒家“顺从”文化影响深远的东南亚社会，把人当作生产组织中的“一颗螺丝钉”也能接受。

但是，亚洲巨大的消费潜力却难以实现，如果消费潜力不能发挥出来，亚洲共同市场就难以自成一体，与其他区域经济“脱钩”就不能成为现实。

那么，为什么亚洲经济难以内生出足以支持其自身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呢？这当然不是新问题，因为亚洲人口今天占世界62%，200年前更多，占世界总人口70%，如果论消费潜力，那时候更高。二战之后的60年里，也是因为亚洲国家本身的需求不旺，才靠出口带动增长。有几项结构性因素抑制了亚洲国家消费潜力的发挥，或者说让亚洲经济难以与世界经济“脱钩”，而这些因素还将继续，阻碍亚洲经济的“脱钩”进程。

第一，亚洲社会储蓄率高、消费低，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并不是亚洲人天生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金融市场欠发达，不能为各种家庭提供方方面面的金融理财、风险配置产品。

比如，亚洲的企业债市场不发达。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其有过尝试，但那次危机把刚萌芽的企业债市场打了回去;各类消费借贷证券市场不发达，过去几年开始有起色，但这次危机也会使这些金融创新停顿或放缓。以前，亚洲的金融市场发展主要是为企业融资服务，针对消费者、家庭的金融发展相对较少。的确，对于侧重生产制造、侧重投资的亚洲经济模式而言，为生产企业融资自然是重点，可是，这也恰恰是问题所在，忽视消费金融市场的结果是，老百姓储蓄必然高，他们只能靠银行储蓄这种单纯的金融产品解决养老、保险、投资等各种需要，这不仅效率低，也使人们不敢花钱。

第二，由于亚洲国家的民主总体还年轻，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国家的财政开支基本都不如西欧、美国那样侧重民生，生活保障、医疗、养老、教育等的费用更多由老百姓自己支付。这意味着，老百姓必须多储蓄、少消费。

第三，亚洲社会不完全是法治社会。正因为这样，从韩国到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中国台湾、新加坡甚至中国香港，其经济和政治的家族色彩很浓，他们通过联姻和其他方式，形成牢固的商业和权力相结合的关系网。这些封闭的关系网垄断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升迁机会，使社会中低层子女难以有同等的经济机会、创业机会。这种固化的关系网压制经济创新活力，抑制内需增长的原动力，同时也使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结构难以改变，有钱人更有钱，这必然不利于消费的增长。

上面这些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性因素，可以改革，但不是几年、几个月能改变的，这些是基础制度性改革。更何况正如前面讲到，由于我们熟悉的原因，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包袱会挑战亚洲共同市场的形成。所以，亚洲经济跟世界“脱钩”，这一问题可以探讨，但近期难以实现。

（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

人民网 陈叶军

2009.4.4.

虽然这次美国金融危机非常严重，但那是一种“富贵病”，而中国是金融发展严重不足，金融发展还没有足够深化，金融体系还没有足够的开放。这些现实加在一起，使中国在将来的发展仍然以国内改革为主，而不是去过度追求国际主导权，内功做好继续是重点。

编者按：伦敦峰会结束，人民网记者陈叶军就峰会取得的成果等问题采访了陈志武。

受访者：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峰会的目的是协调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方略决议有四大成果

《人民网》：G20伦敦峰会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将取的什么样的成果？

陈志武：本次峰会的目的是协调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方略。会前，主要国家的出发点或者说目的很不同，美国希望把话题全放在如何振兴全球经济上，德国和法国希望谈如何建立国际金融市场的跨国监管架构，中国希望谈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问题，谈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谈时下的危机如何应对问题，而西欧和中国把重点放在改革现行制度、为未来铺好路。

到最后，决议集中在几方面，一是IMF的注资和由IMF帮助受金融危机重创的东欧、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这是本次峰会最具体的结果；二是同意建立某种跨国金融监管机构，但具体如何做没有涉及，这一项的难度、来自美国的阻力会很大，因为涉及到金融政策与监管的主权问题；三是就消除“避税天堂”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一块执行起来也很难，因为等于是要求各国互相分享银行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的客户信息数据，否则，他们怎么消除“避税天堂”呢？四是要对对冲基金等行业监管。

中国的要求没有写入决议，但从实际效果看却是峰会的大赢家

《人民网》：中国在G20峰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志武：中国要求的两项——推出超主权国际货币和改变IMF的主导权结构，没有在最后决议中具体写入，不奇怪，因为，第一，没有人指望像超主权货币这么大的事在一天会议中就能决定，第二，IMF本身的表决权、话语权是要在IMF的章程下才能改变，那是具体的问题，而不是高峰会议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从实际效果上，在会议前，由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等官员提出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议题，这已经让中国主导了这次峰会的议题。从这个意义讲，中国应该是这次峰会的大赢家，也标志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新面貌的开端。

这次峰会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既是好事又是挑战

《人民网》：这次会议会不会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产生微妙变化？
陈志武：这肯定会，也已经发生变化。对中国，这既是好事，又是挑战。之所以是好事，是因为中国这么大，早该在世界上发挥带头作用，参与国际秩序建设、参与国际事务，我们的人口原来占四分之一，现在还占五分之一。只是原来中国不以建设者的姿态参与世界秩序的建立。现在，终于换了一种身份。

之所以是挑战，就是因为中国外交体系主要由学国际政治、外交关系背景的人掌握，受左的政治影响太多。但是，现在中国的海外利益、国际关系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商业利益，而这些偏偏又是多数外交专业所轻视的。我觉得，商务部、央行、财政部等经济部门要更多参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决策层，包括中央外交政策小组应该有更多经济部门的领导参与。

在教育方面，中国大学、中学、小学以往的教育内容中，太侧重数理化和工程技术这些硬技能，忽视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所以，到今天，从许多政府部门到中石油、中石化、中化国际、五矿、联想等等企业，都是以工程师当道，在知识结构上会有许多不匹配的地方。所以，今后的教育内容必须要改革，才能适应中国在国际上的新角色。

周小川的逻辑和建议不仅标志中国正式享有国际话语的主导权，也为中国增强了软实力

《人民网》：您如何看周小川提出的创造国际储备货币。如何评价周小川的几篇重要文章，尤其是《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这篇文章？您如何看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这次会议中的进展？您对全球金融监管问题有何看法？

陈志武：周小川的这几篇文章非常重要，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贡献很大。以前，许多人以为，为了改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就应该为了说“不”而即使没有道理也要说“不”，也就是说，通过给别国一些颜色而显示自己的实力，其实，在效果上，那样做适得其反。

但是，这次周小川代表中国政府讲出的逻辑和建议，在美国、西欧等社会，几乎没有人能反对，因为中国确实为美元作为垄断货币承担太多风险，而由任何一种主权货币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也的确让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不安，所以，周小川的文章不仅标志中国正式享有国际话语的主导权，也从一个很积极正面的角度为中国增强了软实力，赢得世人的尊敬。这是一种最好的增强中国影响力的方式。

这次会议在国际金融监管问题上有一点小进展，但是预料之中的，因为跨国金融监管涉及主权问题，这需要时间、需要慢慢地消化接受。

中国要成为世界的救世主还早得很继续做好内功更重要

《人民网》：中国是否能充当世界救世主？

陈志武：中国成为世界的救世主，还早得很。从经济规模看，中国GDP还需要翻3倍才能赶上美国，按人均收入算，中国的距离更远；从金融角度看，虽然这次美国金融危机非常严重，但那是一种“富贵病”，是金融相对制度所能支持的容量过快发展的结果，而中国是金融发展严重不足，金融发展还没有足够深化，金融体系还没有足够的开放。这些现实加在一起，使中国在将来的发展仍然以国内改革为主，而不是去过度追求国际主导权，内功做好继续是重点。

比如说，为了维系世界贸易秩序、维系世界和平，美国每年的军事开支巨大，2008年是近7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政府全年的预算内财政税收。所以，主导世界秩序不只是说说就行，要付出的真金白银很大。如果有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花钱为中国、为世界保驾护航，未尝不可？中国还有近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都还没有到位，这些民生内容当然比做救世主重要。

英美主张各个主权国家相互平等做交易而欧洲大陆国家主张的是“世界化”

《人民网》：您如何看待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欧洲、美国，日本等国的立场是什么？

陈志武：各国还是以主权自居的状态跟金融全球化的程度显然是不匹配的，因为有了国家主权做挡箭牌，任何跨国立法机构、监管机构都无权去管一个主权国家境内的金融所作所为，你可以去抱怨，但无法去干涉。所以，只要这种矛盾还在，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就会继续。

在英美和欧洲大陆之间，存在一种理念上的分歧。英美主张的全球化是各个主权国家相互平等做交易、以自由国际市场的力量规范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而以法国为主的欧洲大陆国家主张的是“世界化”，亦即，有一个具有强制力的世界政府，包括世界立法机构、国际法院、国际监管部门，等等，由这个世界政府来管理所有国与国间的经济和金融关系。

这种理念上的差别，决定了这次峰会前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的不同立场、不同议程，英美不主张设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而德法却威胁说，如果不同意设立跨国监管架构，那么就将从会议中退席！由此，我们看到，危机之后的制度重建工作会有多么艰难！

中国应该改变经济模式，要更多靠国内民间消费带动未来的增长

《人民网》：您如何看待贸易保护主义？

陈志武：经济危机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也符合人之常情，因为所有社会的人，包括中国、美国、拉美等，都有一个共性：一有问题，首先不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尽可能地把责任归给别人，说是外国公司、外国人带来的，所以，要做的事先是把外国人赶走、把外国货禁止在外。正因为这一点，中国政府近几个月在宣讲自由贸易的好处，而且还应该继续大谈自由贸易的好处，以尽可能地把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给顶回去。另一方面，中国应该跟更多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包括印度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不管中国怎么强调自由贸易的好处和重要性，许多国家还是会设置贸易壁垒。只是如果中国不去谈这些，事情会更糟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应该改变经济模式，要更多靠国内民间消费带动未来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