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文
2008年5月25日

汶川地震，数万个生命陨灭，令人痛彻心肺。这些天，全国各地很多自愿自发的救助，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献血的献血，显示了人性善良的光辉，也让国人为自己同胞的自发行为骄傲。救灾行动中，特别突出的莫过于解放军战士，十五万人之多，冒着震损建筑随时倒塌、余震随时复现的危险，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加速修复交通，他们的救援场景无不感人。

悲痛之余，震灾以及救援行动也暴露出众多问题,值得反思。尤其是，为什么学校楼房容易倒塌，而就在邻近的政府大楼却能不倒、甚至丝毫不受损？为什么到今天中国的救灾、救援队还基本是军队，涉及民生、涉及人命的职业救援队伍和救援装备还被忽视，以至于一有灾难，不管是水灾、雪灾还是地震，就只能调动不一定有专业训练的士兵？解放军战士的勇敢，令人敬仰，但是，如果正是由于军人必须服从指挥、因为他们勇敢，而不管有没有救灾的专业训练、专用设备，只要哪里有灾就把他们往那里调配，那么，这不仅违背他们作为军人的专业职能——士兵的训练以作战为主、不是为地震救灾，而且，对战士们不公平 —— 为什么跟其他社会成员比他们就必须要为各类救灾做出牺牲？对受灾的老百姓也不利，因为他们应该得到专业的救援支持，因为如果有更多专业救援支持，更多压在废墟下、临危的生命能尽早被救活。

学校楼房最容易倒塌、还是只能动用解放军救灾、灾民得不到专业的救援服务，说到底，这些都涉及国家财政是否民主的问题，涉及到老百姓和企业交的税、国有财产收入怎么花的问题。这么多年，许多人说，民主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抽象诉求，与老百姓的生活无关。但，从这次地震中我们看到，民主不仅不抽象，而且还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命，涉及到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建设投资怎么花、往什么地方花的问题，是在政府大楼和形象工程上多花、还是在学校楼房上多花的问题；到最后，具体到地震发生时在学校上学的老百姓孩子是最安全、还是会最不安全的问题。

人们会说，“中国还不富裕，没有钱去强化学校楼房的安全，没有钱去培养专业救援队伍”。

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对政府预算没有实质监督的问题。2007年，国家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即使不包括预算外的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收入，政府一年可以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么多年里，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家有这么多收入并且收入增长这么快，为什么宁愿在政府办公楼和形象工程上花钱，而不是花在学校、职业救援队伍上呢？

除了收入外，在财富持有结构上，也是政府绝对垄断。根据国资委、土地资源部以及金融系统的数据，加上本人的估算，中国大约有115.6万亿元资产性财富（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和金融财富），其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占24%），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76%）。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共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所以，不管从税收还是资产性收入，政府的钱比民间社会多。而国家有了这么多收入，是怎么花的呢？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政府教育经费开支只占GDP的2.7%左右。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其中发达国家在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中国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教育投入、民生投入、灾难风险投入都应该更高。特别是按照当年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更好的民生保障、更安全的学校楼房。可是，实际看到的是，资产和土地国有了，税收也年年在高速增长，但得到最大好处的不是民生和老百姓学校，而是政府办公大楼，就像著名的安徽阜阳市 “白宫”办公大楼、河南焦作市委政府大楼、广西钦州市政府大楼，等等。

宪政民主所要保障的老百姓权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化到我们生活和生存空间的方方面面，是老百姓和年轻学生的利益问题，是发生灾难时民间是否有权利自发救援生命、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政府权力的民主监督和问责机制，政府就只会征税、只顾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也会用这些经济实力压缩民间的活动空间，而不会用这些钱去事前预防地震、雪灾、水灾，不一定去投入资源组建、培训职业救援队。希望汶川地震中上万个学生的生命能够给整个社会足够的警醒，人人应该反思，为了今天和未来学生的生命安全，民主宪政是不能再回避了。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陈志武/文
　　2008年1月25日

　　陈笛，“爸爸，今天学校老师谈到全球化，说当今世界各国都进入了经济一体化的贸易体系，让各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但，我还是不明白全球化的意思到底指的是什么？”

　　“这个可以这样理解，你爸爸出生在中国的湖南茶陵县，小时候说的是茶陵话，1979年到长沙上大学，开始改说长沙话。1986年来美国读书，又必须改说英语。来美国生活的这22年里，我们不仅在三个不同的州生活过，而且还去过二、三十个国家，也经常来回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让我们真幸运，你在哪里出生、小时候说什么语言，并不决定你长大后说什么语言、在哪里生活，你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工作。这就是全球化，不仅人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流动，而且各种物质商品和服务也能在全球内流动。所以，有的人说，全球化的意思是，到成本最低的资本市场去融资、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去生产制造、到利润最高的地方去销售。在全球各国加入一体化的市场之后，国界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弱了。”

　　陈笛，“你的意思是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那是世界上的生产制造基地？前一段听你讲，你的学生刘向在做一家个性化男装公司，要在美国吸收客户、量体等等，然后在中国制作衣服，再寄到美国。那么，他的公司是否就是全球化的具体实例？”

　　“是的。以男士正装衬衣为例，按客户体型、布料、式样做成的个性化衬衣，在中国的出厂成本大约是15美元。而在美国，同样的个性化衬衣零售价在70美元以上，高的可以到120美元、甚至150美元一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价格差别，当然为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创业机会。刘向在做的是，到全球范围内找成本最低、质量可靠的地方——中国生产，然后，在利润最高的美国销售。”

　　陈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格差别？我知道美国人的收入高，所以物价比中国高，但这还不能完全解释中美之间的这种价格差。”

　　“背后的原因的确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自1970年代开始，中国大量的服装等纺织品出口到美国。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劳动力又便宜，很快地美国商店里的衣服基本都来自中国，尽管这些男士衬衣、西服都是按照几个固定的尺寸做成，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合身，但是，由于这些从中国进口的成衣太便宜了，所以，到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去商店买成衣，这些成衣不怎么合身但因价格便宜，大家也就凑合了。就这样，美国过去量身定做的裁缝店一家家相继关门了，因为他们在价格上无法跟来自中国的成衣竞争。这就使美国今天没剩几家裁缝店，量身制做的服务供应大大减少之后，个性化服装的价格自然会很高，否则裁缝店自身也难以维持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裁缝店量身制做的衬衣会高到120美元、150美元一件。”

　　陈笛，“既然中美间个性化衣服的差价这么大，为什么以前没人看到这种创业机会？为什么刘向就可以成功呢？”

　　“个性化的服装制做跟标准化成衣不一样，一方面，它更需要跨国运输速度和运输成本方面的支持，因为每个客户的尺寸不同、式样与布料偏好也不同，如果运输速度太慢，比如，要一、两个月才能寄到，客户会等不了；如果运输成本太高，从中国运过来一件衣服要40美元，那么，经营方就没法赚钱了。另一方面，在中美之间的通信速度和成本也必须跟上，否则，美国方面的客户要求就很难准确有效地传递到在中国的裁缝。这两方面的条件要同时成熟了，才能做跨国个性化服装制做和销售，要不然，两国间的差价再大也难以成功。”

　　陈笛，“你的意思是，以前这些条件不成熟，而现在成熟了？”

　　“是的。首先，我们看看运输速度和成本的变化，这历来是决定全球化的可行性的核心要素。比如，第一个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容闳，他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当年11月从纽约上船，穿越大西洋，历经欧洲、非洲和印度洋，花了整整154天才到达中国，那时没有飞机，在海上颠簸154天是唯一的回中国的途径。在那种运输速度下，刘向的商业模式当然无法做。19世纪末期，横跨美国东西部的铁路网建成，这大大缩短美国东部跟中国间的运行时间，因为中国货物可以先经太平洋船运到美国西部，然后由火车陆运到东部。但，这还是要三、四个月的时间，太慢。对刘向的商业模式帮助最大的是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1958年波音公司成功推出波音707喷气式飞机，终于将长距离跨国空运变成现实。今天，从纽约到北京的直飞时间只有13个半小时，相对于容闳的154天，这种运输速度是革命性的突进。在成本上，从容闳时期的1854年到1910年，跨国运输成本平均下降70%，今天的运输成本大约是1854年时的三十分之一不到。对刘向而言，今天从上海寄衬衣到纽约，快的空运可以两天到，如果是按一星期寄到，平均每件衬衣的快寄成本是8美元。”

　　陈笛，“这样的话，衣服出厂价15美元，快寄费8美元，共23美元成本。”

　　“但是，美国对衬衣进口有20%的关税，这又是3美元，再加每件衣服要支付1美元买进口配额。另外，在中国也要雇人负责协调和邮寄，每件要付5美元的费用。所有这些成本加在一起，一共是32美元。除了这些运输和关税成本外，刘向跟在中国的制衣厂裁缝的沟通速度也很关键，个性化服装必然意味着许多个人化的要求，这就要求刘向总能跟裁缝交流客户的信息和偏好。到今天有互联网、email、手机电话等通信工具，这些越洋通信不仅速度极快，只是几秒钟的事，而且成本几乎可以忽略，这为刘向的商业模式奠定根本性的基础。可是，以前的人没有这么幸运。在容闳的时代，从纽约往上海传递信息的最快方式是通过海船，也就是要154天才能送到。1866年，纽约和伦敦之间开通电报线路，而中国跟伦敦的电报线路于1871年接通，随即，上海跟纽约间的信息传递速度从原来的154天降到4天左右。1901年电话开始进入中国，但直到1950年中国才有第一条国际电话线路。虽然那时候或说到1990年左右中国的国际长途电话和电报服务都有，信息传递速度跟上了，但电话费太高，即使到十年前，从美国打电话到中国，每分钟还要近三美元，为了说明一个顾客的特殊衬衣要求，你可能要在电话上说10分钟，那等于是30美元的电话费。在那种通信成本下，靠横跨中美来经营个性化服装制做业务，那不太可能，难以成功。好就好在今天的越洋电话费只有3美分一分钟，而email的费用基本为零，这样，在美国这边客户的量身信息和个人偏好，不到一秒钟即可免费地送到在上海的裁缝那里，如果有疑问或出现差错，又可很便宜地打越洋电话沟通。因此，在信息沟通上，刘向的商业模式的基础也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我极力鼓励刘向创办他的公司，我们也有参股。”

　　陈笛，“如果说每件衬衣的到岸价是32美元，刘向的出售价是多少？”

　　“初步定在50到55美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决策。刚才讲到，现在美国定身制作的衬衣价格在70美元以上，但这个市场很小，只有那些相当有钱的人才买得起。我跟刘向说，如果他要成功，他必须把价格压下来，否则难以开拓市场规模。他的核心目标是要让美国中等收入的人也能买得起定身制作的衣服，而不是只有高收入的人才买得起。因此，刘向根据自己读MBA时学到的市场调查技巧，做了很多市场问卷，他发现多数中年人觉得55美元可以承受，但更高就显贵了。”

　　陈笛，“这很有意思，原来产品定价还有科学基础的。不过，这听起来似乎太容易了，我还是有些怀疑，为什么这个事其他人不做？”

　　“说的对，裁缝、服装是一个很老的行业。当刘向告诉他在香港的爷爷，说自己要放弃华尔街公司的聘书去自己创业做个性化服装公司时，他的爷爷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爷爷也做了一辈子的服装业务，而如今刘向拿了耶鲁的MBA，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到最后还是要加入没怎么读过书的爷爷的老行业。这的确让他爷爷直摇头，不知道他这个孙子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的。但是，我跟刘向说，判断你的创业成功与否的标准跟以往的企业不同，就像咖啡店业务很老了但照样可以出星巴克这样的现代成功企业一样，关键在于赚钱模式；如果你只是通过今天卖一件一件衣服来赚钱，那的确跟传统裁缝店没区别，就是一种失败；如果你把你的跨国个性化服装制做业务的流程都能标准化，使其可复制性很好，也就是使生产规模能像星巴克那样不断地扩张，那么，即使近些年公司会亏损，但你的公司照样会值很多钱。换句话说，你赚钱的方式不在服装本身，而在于使你的公司股权很值钱，靠最后卖掉你的公司赚钱。”

　　全球化给中国、美国以及其它国家都带来机会，也给刘向这样的年轻人提供新的创业模式。但是，让陈笛没想到的是全球化是建立在这么多技术发明的基础之上，原先以为只要各国打开国门、自由贸易即是全球化了。实际上，运输网络与运输成本，通信网络与通信成本，还有有利于贸易自由流通的制度架构，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全球化的基础。

陈志武
2008年5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金融危机对美国已不是新鲜事，自185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每十年左右重复一次，每次起因和形式各异，但都促使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的改良，让美国整体资本化和金融化能力新上一层楼。正是那一次次危机让美国金融经济的深化成为可能。那么，这次由次级按揭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结局会如何？是否会导致美国式金融经济全面崩盘？现在的问题是否真的是“如何拯救美国”的问题？给中国的启示是什么？

美国没有进入“水深火热”中

从媒体上得到的印象似乎是美国经济与社会已进入“水深火热”之中，但无论从实际美国社会生活，还是从已公布的宏观数据中，都难以感受到或者看到这种危机。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本次危机还主要集中在金融证券市场、信贷市场上，对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影响有限，除了极少数人外，其他人照常是该花的在花，该奢侈的还继续奢侈，日常生活中还感觉不到与往日有太大差别。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从三方面看。

 首先，美国的失业率仍然才5.1%，收入虽然增长不多但还在长，GDP也在增长（虽然增速低于1%），是的，贝尔斯登等华尔街公司几近破产，但其它行业照常在经营。这些跟1930年代美国失业率为25%、经济全面萧条、众多行业的企业破产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金融危机继续恶化并促使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美国社会是否会出现像30年代那样的全面危机？这也很难发生，主要原因是今天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相当完整，而在1930年代之前政府提供的这些社会福利体系都不存在。有了这种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就业局面和收入局面出现恶化，受影响最深的社会底层至少能靠政府福利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是与1930年代最大区别之一。

 第二个方面表现在，今天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超过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1960年，国外赢利占美国公司总利润的7%，到1990年国外利润比升到18.5%，到2000年国外利润占24.8%，到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利润占其总利润的33.33%。也就是说，今天，美国公司三分之一的利润来自国外，使其对国内经济的依赖度比以前大大减少。比如，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同比上涨19.1%，而其美国境内的总利润下降6.5%，两者加在一起之后，美国企业的总利润还是同比增长2%。再比如，美国金融行业（包括房地产业）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最大，但金融企业利润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27%，低于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比重。 因此，只要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能持续，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不仅能抵消金融业的损失，而且使美国企业的总利润不至于下跌，这样，就业水平、家庭收入水平也不会受到大的冲击。相对于过去而言，全球化已经改变并强化了美国经济对抗危机的能力，许多传统的金融风险、经济风险被淡化。

 第三方面在于美国的经济结构已与过去、与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更多是财富型经济，而不再是生产型经济。美国经济早就超出了温饱型追求，基本物质需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满足，其恩格尔指数早已低于20%。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早就以剩余的增加、为非生存必需的消费而发展了，当下的生存消费早就不是问题。到2007年，美国家庭的总体财富为73万亿美元，其中一半左右是靠过去10年资产升值累积来的。在财富结构上，房地产占家庭总财富的11%左右，剩下的主要在股权类财产上。这次金融危机使美国家庭财富缩水5%左右，这种损失当然大，任何人受到这种损失都会感到痛。但是，我们知道对于多数美国家庭来说，这些财富本来就是未来才要花的钱，是养老、意外事件发生时才用的钱，而不是今天要花费的，所以，财富缩水对短期内的生活基本没影响，特别是如果随着经济的复苏，资本市场继续恢复信心，那么，这些财富损失可能一年内即能还原。

 去掉家庭债务后，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大约为5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6.9倍。这些私人财富等于给美国社会提供了一种对冲经济危机、对冲金融危机的缓冲器，当经济出现萧条时，从这财富“缓冲器”中取出一些即可让社会度过难关，而在经济恢复增长时，资产的升值又可往这个“缓冲器”中补充一些新财富。这就是为什么自19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美国虽然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紧缩，但每次能以更健康的经济结构走出来。关键是在私有制之下生产性资产、土地财产都为私有，私人家庭就不仅能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升值，而且在经济出现萧条时能依靠这种财富“缓冲器”度过难关。私有制给民间积累财富、拥有财产的权利，也等于给了每家建立并充实财富“缓冲器”的机会。

虽然媒体上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讨论让人对前景十分担忧，但到今天，美国股市从2007年的最高点也才回落5%。其原因除了美联储的降息动作外，也因为美国公司三分之一的利润来自境外，这样，只要其它国家的经济不出现大滑坡，美国公司利润受到源自美国的危机的冲击会有限，因此，美国股票价格受本国经济的影响较以前少了许多。

这次金融危机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对这次危机的解读已经很多，但在本质上，其起因跟中国国有企业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那就是，当委托代理关系链太长或被扭曲之后，没有人会在乎交易的最终损失，时间久了问题就要酿成危机。为看到这一点，我们先回顾一下次代危机的背景。

1938年之前，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消费信贷市场跟今天中国的情况类似，商业银行、储蓄信贷银行等金融机构，基本都是自己吸收存款资金、自己放贷、自己收账，当然也自己承担坏账风险，也就是，放贷者和风险承担者是同一家银行。那么，银行对放贷行为自然不会随意，而是会对借款方的还贷能力严格审查，只要银行是真正自负盈亏、只要其内部激励机制合理，坏账概率一般会很低。可是，这样做的不足是，银行愿意提供的按揭贷款资金会很有限，因为如果提供的按揭贷款期限是15年、30年，那么，贷出去的资金要30年后才回笼，这种贷款对银行来讲流动性太差，万一银行急需资金，这些贷出去的资金可能难以召回，这即为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面对这种流动性风险，金融机构的贷款供应量只会有限，这当然对美国社会非常不利，因为这意味许多老百姓家庭买不起房子。为了让更多美国家庭能买到自己的房子，这些按揭贷款的流动性问题必须解决。

这就有了1938年推出的半政府机构——联邦住房按揭贷款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简称Fannie Mae)，它的作用是专门买那些银行想转手的按揭贷款，也就是，任何时候任何银行需要资金时，他们可以把已放出去的按揭贷款合同卖给Fannie Mae，后者付给前者现金。于是，这些15年、30年期限的按揭贷款就被变成“活钱”了，具有了充分的流动性，大大减轻银行为放贷所要承担的流动性风险，这也当然增加银行放贷的倾向性。总体效果是，银行的风险小了，社会能得到的住房按揭贷款资金多了，所要支付的贷款利息也低了。何乐不为呢？

接下来的挑战是，毕竟Fannie Mae的资金供应不是无限的，它不可能无止境地从银行手中买下按揭贷款。为了进一步增加按揭贷款资金的供应量，也为了分摊Fannie Mae的贷款风险，1970年成立另一个叫Ginnie Mae（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的半政府机构，专门将从美国各地买过来的各种住房按揭贷款打成包，然后将贷款包分成股份，以可交易证券的形式向资本市场投资者出售。这种按揭贷款证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的好处很多，包括进一步增加住房按揭贷款的流动性、使按揭贷款资金的供应量几乎是无限的，等等。更大的差别在于，按揭贷款风险不再只由银行和Fannie Mae承担，而是通过证券化细化、分摊到成千上万个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手中，分摊到全球各地的投资者手中，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证券金融市场体系。

围绕住房按揭贷款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90年代开始，特别是最近几年，许多华尔街公司也加入这个创新领域，与Fannie Mae、Ginnie Mae竞争，比如，华尔街公司把各种住房按揭贷款打成包之后，将这些贷款包的未来收入流分拆成A、B、C、D四层“子证券”，这样，如果这些按揭贷款在未来出现坏账，那么，最初的5%之内的损失由D层证券的投资者承担，如果坏账损失超过5%，那么在5%至10%间的损失由C层证券的投资者承担，10%至20%间的损失由B层证券的投资者承担，更大的损失发生时则由A层证券投资者承担。这样，A层证券的风险最低，其它的依次类推。

金融创新还不只到此，因为在这些金融机构推出众多按揭贷款创新证券品种之后，对投资者而言，品种繁多到眼花缭乱的程度，并且这些创新证券的收入税率差异也很大。所以，就又出现了将这些不同类型的按揭贷款衍生证券进一步打成包，再以基金或衍生证券的形式把这些衍生证券包分成股份卖出去，这就是SIV（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这类金融产品的背景。这些由按揭贷款衍生出来的证券的衍生金融产品，其目的大致包括为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各类风险水平的投资品、为不同税率的投资者提供避税的投资品，等等。这真是“各尽所能”以满足“各尽所需”。

比如，按揭贷款抵押证券往往每年付息较多，这种利息属普通收入，没有税率优惠（税率在40%左右），相比之下，如果是证券价格上升，那么投资者的升值收入属资本所得，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约20%）则只有普通收入税率的一半左右，因此，对于私人投资者而言，他们不喜欢太多的利息收入，而更偏好资本升值收入。可是，由于退休基金、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不需要支付所得税，对他们而言，他们会更喜欢利息收入。这样一来，就有了将按揭贷款抵押证券的未来收入流进行拆分的金融创新，将其分成两种证券：一种证券的投资者得到所有利息收入，另一种证券平时不付息、等到若干年后只拿到贷款本金（也就是只有资本增值，没有利息）；前种证券是针对结构投资者，而后者针对私人投资者。

过去七十年，围绕住房按揭贷款的多种金融创新为美国社会提供了巨大的购房资金，其贡献自不必多说。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这一长条的按揭贷款衍生证券链，使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太远。由于每一环金融交易包含着新一环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太远之后，多环节的委托代理关系必然导致道德风险、不负责任的程度严重上升。

例如，到近几年，许多在最前面直接跟借款方打交道的银行、金融公司（按揭贷款公司）根本就不管借款人是否有好的信用、今后是否有能力还债，因为这些银行和按揭贷款公司在把款贷出之后，赚取手续费，一转手就把按揭贷款合同卖给Fannie Mae和华尔街公司，由后者再将贷款打成包以证券化卖出去，这样，委托代理链上的每一方都可以不负责任，都只赚服务费，所有的风险都由最终投资者承担，而这些最终投资者又离前面的直接放贷者、打包者隔了好几环委托代理关系，没法行使太多的监督，于是，系统性风险就有机会日积月累了。

委托代理链太长之后，对中介服务机构的需要也当然增加，比如，需要专业证券评级、审计服务等，这些服务本身也是委托代理关系，自然催生道德风险。特别是当证券评级公司必须在证券发行方付费的情况下才给予评级的时候，其中包含的利益冲突、道德风险达到极点，使证券市场的信息可信度大打折扣。

这次次贷危机的成因跟国有企业中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关系松散，致使管理层基本能对国有财产有不被问责的支配权，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到目前为止，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实验都失败，以至于自198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兴起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浪潮。按照同样的道理，在美国的按揭贷款衍生证券市场上，由于所隐含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太长，其隐含的结构性系统风险总有一天要爆发，这当然是必然的。“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这一简单天理在这次次贷危机中再次得到应证。

除了因委托代理链太长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之外，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是否是本次金融危机的主因呢？一种观点认为，在2000年纳斯达克网络股泡沫之后，美联储大幅降息，让联邦基金利率在1%的水平上停留一年之久，给美国社会提供了大量廉价资金，使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因此就有了当今的危机。----- 从表面看，好像如此，廉价资金当然给资产泡沫火上加油，持续的低利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本次危机变得更严重，但是，这不是根本原因，因为上面谈到的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是结构性问题，跟利率的高低没关系，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

那么，为什么格林斯潘时代的货币政策不是主因呢？判断货币政策是否适当的唯一最合适的指标是通货膨胀率，当然我们可以争论通货膨胀率指数的构成合不合适，是否让资产价格占更高的比重，等等，但这些是具体的技术问题，不能改变通货膨胀率是判断货币政策是否适当的最好指标这一基本原理。正如我们以前谈过，流动性相对于GDP或任何产出指标的比例上升，本身并不能说明流动性“过剩”，因为，一方面随着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提升，原来没有被市场化的许多隐形人际交易在相继被市场化，也就是被货币化、需要货币来支付，比如，原来靠家庭、家族实现的隐形养老、保险、信贷、融资服务，现在由金融市场在取代；原来靠朋友间的帮忙与礼尚往来所实现的互助隐形交易现在由搬运公司、出租车、旅馆、餐馆等市场化“企业”所取代；原来自家种粮食、自家做饭，因此不需要用货币结算，现在越来越少的家庭自己种粮、自己做饭，而是去市场上买。按照同样的道理，国际贸易的上升本身也会增加对货币供应的要求。这些市场化发展都要求有更多的货币供应，不仅在中国如此，而且在全球都基本如此，使各国的流动性对GDP之比持续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各国将“死”财富、“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做金融资本化的能力的提升，流动起来了的财富（包括未来预期的财富）都在上升，金融资本的增加自然也增多了各国的流动性，全球流动性也因此上升。---- 由这两方面原因（市场化和金融资本化）所引发的流动性上升跟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无关，而是跟市场化进程和资本化发展有关，这种流动性的增加是事出有因，所以，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换个角度看，其意思是，只要通货膨胀不是问题，单纯的流动性增加就不是问题，央行货币政策必须以控制当前的和未来的通货膨胀率为目标。

按照这一标准，我们看到，虽然2000年网络股泡沫之后，美联储让基准利率停在1%的水平上达一年之久，但，美国通货膨胀率在2001年为2.85%，2002年为1.58%，2003年为2.28%，随后的几年里从没超出3.4%。实际上，在1992至1999年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最高只有3.01%，最低为1.56%。从这些指标看，格林斯潘的美联储至少在货币政策上尽到了它的职责，成绩突出。

今后往哪里走？

身处金融危机之中，我们自然想知道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是否已走到尽头？对于起步才几年的中国金融市场来说，是否还有必要深化发展各类证券型金融市场？是否该重新缩回到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

我们首先看到，以证券市场为主旋律的金融体系是美国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崛起的核心基础。我们可能认为科技创新、技术革命才是美国过去两个世纪的主要优势，从表面看这当然没错，但，从更深层看，如果不是美国资本市场所提供的激励催化器，大家看到的美国创新与创业文化是难以持续的。正如笔者以前多次谈到的，股市给创新者、创业者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将未来收入预期提前变现的机器，这种提前变现亦即“退出机制”催化创业、创新，所以，才有盖茨、戴尔二十几岁即成为亿万美元富翁；也因同样的原因，到今天中国的李彦宏、江南春三十几岁也成为亿万美元富翁。没有美国式资本市场，美国社会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就没有那些千千万万个年轻的创新财富故事；正是这千千万万个盖茨故事激发了一代一代的创新者、创业者，以至于让创新、创业精神内化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贯穿到大学、中学、幼儿园的教育中。

无论是最显性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是基于按揭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等的衍生证券，其最终目的，一方面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更方便、成本更低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另一方面是让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能够更多地将“死”财富转化成能“以钱生钱”的资本，这包括土地、矿产、房屋等“死”的“不动产”财富，还有各种未来收入流，比如企业未来收入流、个人未来收入流，这些本身都是不能拿到今天来花或做再投资的财富，通过将这些“死”财富证券化，它们就都变成了“活”资本，也让人们能把未来的收入用来做新的投资，进而又改变未来的收入机会。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再次审视美国人的借债消费模式，这种模式是否正在终结？或者说，是否应该终结？不用质疑，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能再继续膨胀，特别是在民间投资回报短期内会继续偏低的情况下，靠公债维系政府开支的模式是不合算的。也就是说，在新一轮激发生产力提升的技术出现之前，在财富创造力又发生新变革之前，减少政府开支、适当加税以降低财政赤字，应当是上策。但是，对个人和家庭而言，放弃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甚至偶尔用到的信用卡贷款以及其它金融工具，是既不现实，也不应该，这是由一般人一生中的收入周期所决定的。也就是，年轻时最能花钱、最需要花钱时，往往是一生中收入为负或最低的时候，而等到过了中年，最不需要花钱、也不能花钱的时候，又偏偏是收入最高的时候；正因为这点，才有必要用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等金融产品，它们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尽可能把一辈子的收入在不同年龄段之间拉平，让个人一辈子的消费更趋合理，以免有时钱少得要饿死、另外年龄段中钱多得无处花。由此看到，美国靠金融推动的发展模式不仅会继续，而且也应该被更多的社会所吸收、推广，因为它既促进消费内需的增长，又增加个人一辈子的总体福利。既然如此，为什么这种模式要终结呢？

因此，像美国历次金融危机一样，这次不会改变美国的经济模式，也没有人要终止金融证券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面对的挑战仍然是一个如何改良的问题，如果说“借债消费”过头了，那是量的问题，属于改良的范畴。更确切地讲，是如何找到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以减少多环节委托代理关系链所带来的道德风险，使每个环节的交易方都能勤勉负责，保证“花别人的钱也心疼”？这等于把我们又带回到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市场交易设计中的经典问题，是委托代理关系和激励机制设计问题。这次次贷危机带来的教训是，在最前面直接与借款方打交道的中介商必须要分担一定的坏账风险，证券评级公司、审计公司也必须承担后果，而不能像现在这样，他们做好做坏照样收固定的服务费。

另一方面，随着资金的最终使用方与最初提供方之间的委托代理链不断增长，整个交易链中涉及到的金融中介公司越来越多，就像这次次贷危机所表现出的那样，其中有按揭贷款公司、商业银行、华尔街券商、证券评级公司、信用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这些金融中介大家一环扣一环，如果一环崩溃，整个金融市场体系可能被托下水，演变成系统风险。因此，金融交易链被拉长之后，市场中所隐含的公共利益也大大上升，为适应新局面，政府监管架构也必须做相应调整。这些也正是美国各界正在探讨的问题。但是，最终的改革会像历次金融危机之后的改革一样，让美国金融化、资本化的能力更上一层楼。

从目前看，虽然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有一段下坡路要走，但经过美联储一系列的降息和救援措施，金融市场已基本稳定，金融危机期算是告一段落。联邦政府的“退税”支票于5月初将陆续寄到美国家庭，等这一财政救援措施于第二季度发挥效果后，如果不发生新意外的话，估计从今年第三、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将逐步复苏、回暖。至少到目前还看不到美国经济进入全面萧条的证据。

给中国的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对于当初认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最发达，所以不应该有金融危机”的人来说，这次危机或许显得很突然。但是，当我们看到金融交易的内容是无形、无味、无色的支付许诺，我们会认识到金融市场是最能滋生违约风险、道德风险的温床，因而最难发展，对制度的要求远高于一般商品市场。特别是当金融交易链中的环节不断增加之后，人的本性决定了委托代理关系必然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系统风险，美国也不例外。这次危机再次证实了发展金融证券的艰难。

不发展金融自然不会有金融危机，只要发展，就必然时常碰到问题。今天中国因为没有那些五花八门的按揭衍生证券，所以没有金融危机，而美国有了这些才时常出现金融危机，这本身并不说明中国的金融欠发展是正确、是对中国社会更有利的事。而如果中国或任何国家从此限制金融创新、过度强化金融管制，那会像因噎废食一样地错。只有进一步鼓励自发的金融创新、放开金融市场的手脚，中国的金融市场才能深化。

说到底，中国无法回避金融发展这一挑战。第一，中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标志中国已解决好现时的温饱需要，接下来发展的重点是解决好未来生活安全问题，这包括养老、医疗、意外风险需要等，这些都涉及到收入、价值在不同时空之间的配置，而这又是金融交易的核心，只能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也只有发展好金融证券市场、深化各类金融产品，中国家庭才能安排好未来方方面面的生活需要、规避好未来的生活风险，人们今天也才敢增加消费，促进内需增长。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对金融市场的需求必然上升，金融交易链必然越来越复杂。

第二， 以住房按揭贷款、学生贷款等为基础的衍生证券，虽然美国因为按揭贷款证券化的交易链结构性问题而出现危机，但这些证券化技术本身是极好的金融创新，非常值得继续推广。目前 在中国，住房按揭等贷款完全由银行提供，这不仅不利于风险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各尽所能”地分摊，而且按揭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的流动性太低，增加银行的风险，制约资金的供应量，从而抑制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没有这些“把未来收入往今天的消费转移”的金融工具，就无法改变中国人“年轻时最能花钱却是一生中最没钱的时候，年长时最不想花钱却现金最多”的局面，也不利于内需的增长。

第三，中国资本化、金融化的能力还有限，也就是说，自造金融资本的能力还有限，这也呼唤着金融证券市场的深化和多元化发展。正如笔者以前在许多文章中谈过，中国历来就有很多土地、资源、企业未来收入流、个人未来收入流，但这些“死”财富、不能动的未来收入却很难被资本化，不能变成今天能消费、也能用于再投资的“活”资本。好在最近十几年，随着海外资本市场通道的打开、国内资本市场对民企的开放，至少部分行业已经尝到将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资本化的甜头，不仅激励了互联网、传媒、太阳能、零售、餐饮、制造等众多行业的创新、创业活力，而且资本化也带来了李彦宏、马云、江南春、沈南鹏、施正荣等等许多年轻亿万富翁榜样，激发整个社会的创新、创业文化。金融资本化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创新的活力。

熟悉美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的学者知道，不应该因一次金融危机就放弃金融化、资本化的发展。实际上，在1720年，因为南海公司股票泡沫的破灭给英国带来金融危机，英国议会“因噎废食”地通过著名的《反泡沫法案》，基本上使任何英国公司都从此不再能向公众发行股票。他们害怕股票类证券继续成为一些人骗钱、制造金融危机的工具。那次法案的实际效果是使英国停止股票市场发展130年，等到1860年英国重新允许私人公司发行股票、恢复股市发展时，美国已领先了，就这样，英国把股市这一人类至今为止最好的激发创新、加速实现未来收入的机器让给了美国，使美国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如果是建设性地去跟踪、研究，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崛起会帮助无穷；而如果是浮于表面“大手笔”地否定美国式金融经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陈志武 /文
2007年12月8日星期六《财富志》

2007年12月7日星期五晚上，在纽约跟邱立平一起吃晚饭，他是我在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时的同学。这些年，他跟楼云立女士创办经营自己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麦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非常成功，现在管理近四亿美元的资本。这次他在纽约，是参加华视传媒（VisionChina）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仪式。继分众传媒、常州天和之后，华视传媒是他们投资的公司中第三家在美国成功上市的公司。

吃完饭当晚回到在New Haven的家里。第二天早晨带陈笛一起去星巴克喝咖啡、吃早点。路上，我跟她讲，“陈笛，昨天爸爸了解到一个叫华视传媒的公司，前天该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发行的原始股价格为8美元，当天最高涨到9.5美元。到昨天，股价跌回8美元，也就是当初的发行价。你觉得该公司股票是否值得投资？”

陈笛，“华视传媒是做什么的？”

“华视传媒到2005年4月才成立，总部在深圳。它的主体业务是在公共汽车上装上移动电视，播放新闻和娱乐节目，收益来自节目间歇间的广告销售。虽然其历史才两年多，公司运营规模快速增长，已在中国组建了覆盖全国的户外数字电视广告联播网，覆盖面包括北京、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城市。由于中国有几亿人坐公共汽车，华视传媒的业务扩张范围很大，规模经营的空间几乎无限。随着覆盖面的拓广，其广告收入应该会快速增长。今年前9个月，该公司营业收入为174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90万美元增长7倍多。”

陈笛，“不过，爸爸，我知道你比较关心中国的各种投资机会，华视传媒听起来也很有意思。但是，我对投资中国，或者说对中国这个投资概念，不是很看好。所以，不管具体的公司好不好，我总体上对投资中国不是太乐观。”

“为什么呢？”

陈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喜欢中国社会的组成方式，或者说社会结构的构成基础。让我最不喜欢的是中国人只认血缘关系，认亲情，不认其他的。比如，像你家里和妈妈她家里的人，谁都只认亲戚，除了亲缘之外就不太相信人。我说我不喜欢表妹，妈妈就会说，你怎么不喜欢表妹？她是你的亲人，你们身体里流的血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亲了，所以，你应该喜欢她。”

“妈妈说的对，你是应该喜欢她。长大后，你也会发现，最后只有你姐姐、表姐、堂兄、堂妹这些亲戚是永久的，你跟他们的关系总是很特殊，而且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因为你们天生就有了这种亲情。”

陈笛，“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上面。妈妈强调的是，不管我的堂姐、表妹是好还是不好，人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不管跟她们是否谈得来，够不够交朋友，有没有交流时的兴趣火花，有没有心灵上的默契，反正我必须喜欢她们，没有选择。为什么有了血缘关系，我就必须喜欢她们呢？这跟交朋友不一样，因为交朋友时，我有自由选择，喜欢、谈得投机我就交朋友，觉得对方人很好我也可以交，但没有义务，是完全自愿的选择。我真不认为，我跟表妹、堂姐有血缘关系，就必然意味着我跟她们能合得来，能相互有默契。这不一定的，甚至我更觉得自己交的朋友更有意思，更近。”

“你说的有道理，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信赖基础的问题，因为短期内你可能觉得自己主动交的朋友很合得来，也更近。可是，时间久了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朋友间的关系难以有一种长久的约束，也就是说，正因为两方都能自由选择交友，也当然能自由选择解散。久而久之，这可能造成某种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感。相比之下，血缘关系是没有选择的，是生来就有的生理关系，抹也抹不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没有选择的关系可能反而使亲戚间的关系更可靠，使信任的基础是无条件的、永久的，这就使亲戚间的互相帮助的基础更牢靠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当解决人际间信用交易的制度架构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人们更多依赖血缘这种天然的东西来强化人际关系的信用基础。所以，在中国有了儒家文化，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家族结构，并以此来组织整个的社会结构。”

陈笛，“可是，为什么在不以血缘决定一切的美国社会里，整个社会关系不一定由血缘决定呢？我不是说血缘关系不重要，但不该是唯一决定人际信用基础的东西，变得只相信亲戚，不认别的人。在美国，血缘也重要，但不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我的经历告诉我，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值得信赖，值得尊敬，值得交朋友。换个角度讲，即使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一定必然意味我会喜欢她、信任她并跟她很近。”

“这跟美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有关，特别是跟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有关。正如你知道的，教会里有教友，也有教父母，他们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都是基督教徒，所以在上帝面前属于同一个家，只是那个家是以信仰为基础，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正因为这一点，在美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陌生人之间，也照样可以有信任，也可以有长久的信任与友情关系，这样，血缘才不一定是一切。我也同意，由血缘建立的社会结构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这会太巧了，只是世界上的多数社会还难以发展出更好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如果社会中只有亲情才能信任，那么，陌生人之间的市场交易就很难进行了。”

陈笛，“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投资中国不怎么看好的原因，因为公司做大的过程中必然要雇用很多人，彼此间必然有很多的合作，也就需要很多的信任，你把钱投给他们用也需要很多信任，而雇用的这些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跟自己有血缘的人。那么，在这些公司扩张、招人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整个社会的人只习惯相信自己的亲戚，他们怎么可能相互间合作得好、信任得好呢？在这样以血缘组建的社会结构里，很难发展出真正成功的规模性大公司。”

“不过，随着中国的法治发展，情况会改变的。”

陈笛，“另一点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什么都以年龄决定，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以年龄而定。我不明白，出生的早晚对决定人的地位和影响力会这么重要？比如说，在中国，大人从来就不会把小孩的意见当回事，小孩跟大人讲话时，大人从来就不会真正地听，大人完全把小孩排斥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有时候，中国的大人装着听小孩讲话，但实际上从来不会真听。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小孩的意见经常会被接收。在中国，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的，都以年龄来定其言论的重要性，为什么一个40岁的人必然要听50岁的？为什么小朋友的意见就不能听呢？”

“在传统社会里，没有大学教育、没有许多书面传授的知识，人们都是靠经验做判断，也就是说，一代到一代，基本都要靠每一代的亲身试错来领悟世间的事物；再加上那时候的社会和生活状况变化很慢，没有太多新事物、新技术，所以，年纪越长的人，经验就越多，就越有智慧，大家多听他们的，这有道理。不过，到今天，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社会生活与工作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延伸，大变化的时代中，老年人的确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快地追赶时代，对许多新鲜事、新技术老年人可能根本无法入门，对异族、对他人社会文化的了解可能也无法跟年轻人比，所以，你说的对，在今天的世界上，年龄已经不是能力和知识的标志，两者的相关性甚至已经是负的，越老的人可能对现在的世界越不懂了。小朋友对新技术、新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力反而最强。”

陈笛，“尊老爱幼，有它的道理。但是，不能说为了尊老就可以随意地损幼。妈妈说，大人说话时小朋友不可以还嘴，不可以插嘴。但她不会说，小朋友说话时，大人也应该听，大人也不能还嘴呢？这应该是一种平等、对等的问题，不是可以随意不尊重小朋友。在中国社会，小朋友、甚至年轻人没有发言权，不受到尊重，这使得这个社会缺乏活力，不容易有创新，也不能培植全社会的思辨能力。对这样的社会里的企业，其长久投资潜力怎么会很高？”

陈笛，“还有就是，中国社会过于势利。如果一个大人告诉我张三这个人很好，如果我问他‘你为什么觉得他很好呢？’，这位大人会说‘因为张三上次帮过我’。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好的时候，更多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给过我好处，而不是看这个人本身怎么样。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看到的不是别人这个人，而是利益。”

今天与陈笛的谈话，真的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讲讲华视传媒的商业模式，但她却谈出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看法，以此来表明对投资中国的没信心。关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的组建基础的认识，这些对商业模式当然有极重要的决定作用，因为现代投资者最喜欢的是业务的可复制性，最好是大规模的可复制性，这样公司就有巨大的增长前景。而增长前景是否能实现，又取决于这个社会里的人们是否有基本的信任基础，是否在血缘之外仍然存在起码的诚信基础，否则，一个企业业务的可复制性潜力再好，也不能够组成相应规模的团队去实现。投资者看重的另一方面是创新潜力，而如果一个社会里年轻人、小朋友的地位总是最低，也没有足够高的发言地位，那么，年轻人再聪明、再有创造潜力，他们的机会和资源会很有限。

陈笛出生在美国，也一直在美国上学，但每年在中国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她对中国社会结构、人际关系还有这样的一些观察。我们当然很习惯以血缘、年龄建立的社会秩序，“三纲五常”是大家的行为规范。但是，血缘和年龄都是天生的东西，完全由这种被动的、不以人的选择为基础的维度所构建的社会秩序，难道真的能“最好”？能有那么巧？时代变了，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似乎也该变了，基于自由选择的社会必然是以契约规范的社会，而不是以血缘、年龄规范的传统社会。

　　陈志武 /文
　　2007年11月25日

　　说完常州天和太阳能的故事后，陈笛得到的印象是，公司应该垂直一体化整合，要把企业所需要的各类原材料都由自己生产供给，一方面这能帮助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也能保证质量和供货安全。

　　 陈笛，“爸爸，上次你谈到，如果各企业什么都自己生产、不从市场上买，到最后各家企业都无所不包，但什么都做不好了，大家都自给自足，使市场没机会发展。这当然有道理。但是，企业的范围界限到底该划在哪里？企业与市场的分界该在哪里呢？”

　　 “这个界限的确很难一概而论，取决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行业特点。像太阳能制造业，我们上次谈到，之所以常州天和的垂直一体化整合受到投资者欢迎，是因为太阳能装置需要硅片，而硅片的供应很紧张。全球太阳能制造商都争着抢订硅片，使硅片供应极难保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太高，所以，常州天和的垂直整合做法就好。一般而言，任何供货的不确定性越高、价格波动越大，自己公司去生产、提炼那种原材料的必要性就越高，那样能保证公司产品生产的连续性。”

　　 陈笛，“不过，在中国，好像公司更喜欢什么都自己做，喜欢垂直一体化，而在美国好像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包括许多方面。第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契约执行的可靠度，如果你跟张三的公司签合同，约定张三今后5年里每年供应一吨硅片，而且价格今天就锁定，这样，你投下很多资本，扩建太阳能生产线。可是，一年后，张三说没货供应，要毁约了，这当然让你的投资泡汤了。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契约环境差，企业就更倾向于什么都自己做，不相信别人的供货保证。正因为中国的契约文化还欠发达、法治没到位，人们只好通过公司内部生产尽可能多的原材料，而不是靠市场交易或说外包，来保证供货，使自己的主营生产线能持续进行。换句话说，在一些情况下，公司内部的垂直一体化整合是外部契约不可靠所致，是外部法治不到位所引申出来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法治发展是市场化深化的基础，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公司喜欢什么都自己做，而美国的公司更倾向于专注整个价值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

　　 “实际上，不只是国家之间有这些差别，即使在一国之内，因不同地区的契约文化有很大不同，企业选择的垂直一体化程度也会不同。在中国，浙江因为靠海，其商业发展历史比内陆省份更长久，其商业文化、特别是契约文化就比湖南等省的要发达得多。所以，在浙江，企业能够选择专，实际情况也的确是浙江企业更倾向于专，通过市场交易能实现的分工很细。相比之下，湖南企业更倾向于什么都做，专业分工不够。比如，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样。”

　　 陈笛，“你说的是我们在长沙常住的通程国际大酒店吧？”

　　 “是的。这是湖南的一家上市公司，它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你猜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

　　 陈笛，“它肯定是从事酒店经营的公司吧？我觉得他们的酒店还不错，只不过这些年他们的服务质量好像在下降，酒店维护得不到位。”

　　 “我原来也以为它的主业是酒店管理，可是远远不是这样。通程国际大酒店只是它很小的一份业务。按照该公司的介绍，主营业务包括百货、针织品、文体用品、照像器材、音像制品、金银首饰、食杂果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厨房机具、家具、中成药、西药制剂、医疗器械、建筑材料、矿产品、旅游及服务。兼营业务有饮食娱乐、住宿、能源、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及装饰工程、汽车贷运、信息服务、物业管理。所以，我们住过的酒店只是一小部分业务，各种商业零售是更大的主业，还有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用地产投资与物业管理，能源和汽车运输，还有信息服务、软件开发。实际上，在湖南几乎每个上市公司都有自己的酒店，也有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陈笛，“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他们什么都做，怪不得通程大酒店的服务这些年每况愈下。刚才说常州天和是垂直一体化整合，是为了减少原材料供应的不确定性，但是，通程的酒店、房地产、旅游服务跟他的零售业有什么价值链上下游的关系？这个我不明白。”

　　 “一般讲，如果不同业务领域或说行业间有很强的互补性，虽然它们没有价值生产链意义上的供货关系，那么，把这些行业都整合到同一个公司内，可以实现分散公司风险的效果，这样，在任何时候，一个行业不景气，或许其它行业景气，使公司的收入不至于整体受到负面影响。不过，要运作好这种跨行业横向整合，公司的管理架构与水平必须很高，否则，极容易造成资本浪费，使资本的使用效率很低，不能带来足够高的回报。比如，通程2006年的资产回报率才3%左右，也就是每100块钱的投资，在一年里只能带来3块钱的利润回报，跟银行利率差不多。就像你说的，一旦公司什么都做了，不管这些行业相关不相关，那结果会是什么也做不好，资源就要浪费了。

　　 “在中国，过去因为企业是国有的，不属于任何个人，所以，企业的效率、企业资产的回报率从来不是很重要，反正不是自己的钱，浪费就浪费了。在那种情况下，企业当然想做得很大，什么行业都做，因为反正不用考虑投资的回报。所以，原来的国有企业不仅跨越许多行业，而且每个企业既有医院、食堂、学校、托儿所，也办住房、经营房产，都是跨行业横向经营。到1990年之后，许多国有企业都被改制，转变成股份制企业，并且让它们的股份到股票市场上市交易，这样个人都可以买股票成为股东。原来设想，让企业的股份由个人买卖交易，这样资本市场就可以逼着中国的企业更注重效率、注重投资回报，而不是什么都做。”

　　 陈笛，“结果怎样呢？”

　　 “结果是，上市后的企业反而更加什么都投，原来要做扩张投资时，一些国有企业可能首先要从相应政府部门批资金，批的手续很多。可是，现在，上市公司不再完全是国有的了，其投资决定不完全要经过政府部门批，而是由董事会批准，可董事会又不起作用，同时，中国的股民又不太管公司经营的好坏，只看股票价格是2块还是8块，并且也不一定知道什么商业模式最有利于通程等公司赚钱。到最后，改制上市后的中国公司反而有更多资金，进行更多的跨行业横向扩张。本来，对于股市投资者来说，他们应该更希望每个企业都专注一个或两个相关行业，把这一两个行业做好、做精，因为，如果跨行业投资更好的话，投资者自己也可通过分散投资组合来达到目的，不需要这些上市公司去做。上市公司应该专，跨行业投资留给投资者自己去做。”

　　 陈笛，“不过，中国企业之所以喜欢做大，喜欢什么都做，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机会很多，所以，他们认为跨行业拓展对股东更有利？”

　　 “的确很多人这么说，这么想。比如，他们说，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很赚钱，如果通程的老总有关系批到土地，进而开发房地产赚钱，那不是对通程的股东更好吗？让他们的股份更值钱？所以，只要是赚钱的项目，公司管理层都可以去投，而且也应该去投。换句话说，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开发等机会不是开放的，而是完全由政府部门控制审批，所以，能够批到地就是财富的通行证，是这种特别国情决定了中国上市公司什么都做的局面。

　　 “这听起来有道理。只是在投资者买通程股票的时候，他们以为买的是商业企业股票。可是，那完全是错觉，因为它的资产主要集中在地产上，它拥有通程东塘百货大楼、长沙西城百货大楼、星沙通程商业广场（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通程商业广场、通程国际广场、同升湖通程山庄酒店，当然还有通程国际大酒店，这些地产均为通程控股所有。看到这些资产，你更该认为这是一家商业地产公司，而不是什么零售业企业。”

　　陈笛，“这些信息不都是公开的吗？股市投资者应该知道这些情况，为什么股票市场没有给通程压力，要他们重组公司的资产结构，改进效率？要我看，这里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不知什么商业模式对他们最好。”

　　 “实际上，通程控股应该分拆成几个不同的公司，比如分拆成商业房地产公司、零售商业公司、酒店管理公司，把刚才讲到的百货大楼、商业广场楼宇、酒店楼宇全部由商业房产公司拥有，然后把这些楼宇分别反租给通程零售公司、通程酒店管理公司，由后者按月付租金。这样分拆后，通程地产公司靠月租收入，由于中国的银行只认固定资产做抵押放贷，而且这些月租收入很稳定，这本身也可用来做抵押借贷，所以，通程房产公司本身即使不上市，也很容易靠银行贷款、发债融资，并且这样做的融资成本会很低，让通程房产公司去最大化借债。

　　“另一方面，在把这些广场和楼宇资产、把这些债务从通程零售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剥离出去之后，这有两大好处，其一是通程零售公司的负债可以大大减少，其二是它的账面资产额也大大减少，这当然让该零售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大大提升，因为对于零售业来说，它的主要收入是通过销售商品而来，销售场地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不重要，只要商品销售和进货价格上有优势，租别人的店面也行。在商业销售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总资产越少，需要的借债会越少，资本的回报率当然会越高。所以，通过这种分拆，通程零售商业公司的股票就更能受到投资者的好评，股票价格会越高。

　　“按照同样的道理，通程酒店管理公司只需从通程房产公司手里租用那些酒店地产，而不需要把这些楼宇资产放在自己的资产表上，它的最大资本应该是酒店管理技术和流程这些无形的资产，这样，酒店管理公司在使用很少资产、很少债务的情况下，照样能创造很高利润，它单独上市的股票价格也会更高。这实际上就是如家连锁酒店的商业模式：租别人的楼宇，把自己的核心资本定义在酒店管理上。”

　　这次跟陈笛谈的商业模式可能有些复杂，但是，对中国上市公司基本都做房地产，也差不多都喜欢开自己的酒店，家家公司便爱有大量资产，她非常好奇。她没想到，我们差不多每年都住几天的长沙通程国际大酒店，原来不是一个酒店公司，而是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当然，她更没想到通程作为商业零售公司居然还有17亿多的资产，而这些资产又都是这些商业楼房。难道为了让零售业务更赚钱、让零售业务的长久价值更高，必须要自己拥有那么多的商业广场大楼吗？使公司背上这么多的资产负担，难道还更有利于它在零售业的发展吗？陈笛不一定马上能理解这些问题或答案，但是她在想这些问题。

　　陈志武 /文
　　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朝廷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今天又是盛世中国，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或许，我们或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工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在1950年时，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1950年代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它现代产业全球最发达，它也是世界警察，所以，它的政府职责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因此，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中国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历来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至1995年间的确是照此方向走。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和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不是中国人与别国不一样，而是人家在权力受民主制约下的分税制体系，搬到中国后，当然会走样，因为在中国的各级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政府作为最大的资产和土地所有者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是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这种政府规模的确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谁会赢大头？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呢？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在中国政府控制社会这么多收入、这么多资产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国民自己的。

　　编者按：“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正政也。”学界关于中国现行工地制度的研究和争论近期成为热点。2008年1月13日，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在北京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交流。陈志武教授主要从资本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于建嵘教授则是从法律规定方面来解释目前中国农村土地存在的制度缺失。他们强烈建议给农民土地所有权。学者的建议或只代表个人意见，但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热忱值得肯定，其观点可供政策制订者、研究者参考。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笑蜀 记录整理， 2008-02-04

　　发表的版本链接:http://www.infzm.com/review/pltt/200802/t20080204_36453.shtml 。 以下是原文。

　　于建嵘：欢迎你来到京郊东书房。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哈佛大学一个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会议上，当时我们讨论了中国农村土地问题。我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及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陈志武：我记得你是从法律规定方面来解释目前中国农地存在的制度性缺失的。我更多的研究还是关于资本、金融市场、工业化等等经济方面和市场发展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更多从资本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于建嵘：是的，这与我所学专业和曾做过律师这一职业背景有关。在我看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在存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对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并不明确，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都有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这些法律，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规定为三级制的“农民集体所有”。这就是“村农民集体所有”、“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和“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定主体是三个级类的“农民集体”。但现行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没有解决“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事实上，“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不能具体行使对土地有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它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

　　陈志武：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是历史的产物。1950年代，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组织的建立，把土地从私人所有变成了所谓的集体所有，实际上农民个人也因此失去了土地。从本质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在人民公社时期就是劳役农民的一种制度，让农民失去维护自己权利的财产基础。当农民连土地权都没有的时候，就什么都得由官权力摆布，叫你革命，你就得参加革命。相比之下，在过去土地私有的朝代里，农民至少可以选择不参加革命、不参加造反，因为至少在有自己的土地时，即使不听别人摆布，你还能有饭吃。土地集体所有或说公有，强化了官本位，在中国历史上“官本位”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

　　于建嵘：比集体所有还严重的问题是，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非常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即有对土地所有权的转让、抵押、出租等方面作出的禁止或限制；也有为了节约用地，而要求的各种用地定额、控制指标和严格的审批手续；还有为了土地使用符合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水土保护等方面的需要而必须执行的国家土地利用统一布局。

　　陈志武：表面上听起来，似乎通过土地的公有以及由行政部门的统一规划、安排能有利于土地的有效使用，有利于环境，就好像计划经济总应该比无序的市场更好一样，但实际情况呢？结果正好相反，土地公有之下，反而为浪费、为环境污染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因为在土地由官员管制的制度下，只要能贿赂当权者，你就能方便地以很低价格得到大量土地，而既然你能以很低价格得到大量土地，使用起来你自然不会太在意，也不会去以最大效率地使用这些土地。所以，土地公有为浪费、为腐败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另外，如果到北京或其它城市的小区去看看，你会发现每家自己的房子很干净、很舒适，而走廊和其它公共空间都既乱又脏，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属于私人自己的地方，都会有人爱护，而属于公家的则没人在乎、没人管。也就是说，如果土地、环境属于私人的，自然会有明确的主人去保护、去珍惜；如果是公有，糟蹋起来就无人感到痛了。这就是为什么土地的公有也为污染和糟蹋提供了最大的空间。

　　于建嵘：直接关系和影响集体土地所有权正常行使的还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和使用权的转让上所进行的限制。一方面，由于国家严禁土地所有权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处于一种完全无价格衡量的“虚拟财产”状况。农村集体土地所有人“农民集体”只能是法律象征意义的所有者，而不能将其所有的土地衡量确定为具体的财产，更不能进行社会财产交换。另一方面，国家控制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最终处分权。比如，就是一个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向另一个经济组织转移时，也必须先将土地所有权转给国家，而国家再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需要用地的组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将被征用的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国有。而且，国家征用土地的补贴是由国家确定的，不是所有人意志的体现，也不能真实地体现土地价值，是一种强制性的非市场价格。这种征地办法是具有强制性、垄断性的行政占用方式，把农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外，农民既不能决定土地卖与不卖，也不能与买方平等谈判价格，而国家和社会强势阶层则可以不受约束地侵吞农民的土地权益，造成大量的农民成为无地、无业和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也引发了许多群体性抗争事件。这正如春秋时期的管仲说：“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正政也。”

　　陈志武：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土地还是公有，农民的利益会继续受到侵犯。许多人说，土地如果私有，农村的问题会很多。那是对的，因为不存在没有问题的制度安排，但是，土地私有之后，问题再多，也比现在的局面对农民更有利，至少让掌握了土地财产权的农民更有能力与权贵争取自己的权益。如果土地私有，地就有主，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了；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许多人说，“把土地私有化之后，有些农民不是一下就把地卖掉换酒喝了，那不是更遭？”不要以为那些官员会比农民自己更知道怎样安置土地对自己更好，一些在北京的官员以为自己到农村去过几次就比农民更知道怎样做对农民最好。我一直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官，村里的、乡里的还是县里的官，不管什么人，没有人比农民自己更知道什么对农民更好。我不怀疑许多官员的动机，但他们的用意再好，我不相信他们可以代替农民的判断。我就不相信把农村土地交给乡领导、村领导以后，这些人做的选择对农民更有利。事实上，这些年那么多农地被征用，农民不仅没从中分到多少利益，而且眼铮铮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一去不复返地派做他用，这些地方的农民在集体所有制下不是照样变得一无所有吗？土地的公有到底保护了谁的利益？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任何当事人自己比别人更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不管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个人最知道怎样做对自己更好，人对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在乎，最愿意想尽办法去保护，这是再天然不过的人的本质。任何自认为自己或领导可以代替农民做选择的人，只是在为自己剥夺农民的选择自由找借口。在我湖南老家所了解的农民，没有一个人会像许多人说的那样在土地私有以后会轻易地卖掉，土地对农民来说是命根子，不会像别人担心地那样拿去换酒喝。其次，土地私有更有利于土质改良和价值实现。如果土地归农民所有了，农民会更愿意在地上投入更多的钱，保持土质不改变。再次，也就是最重要的是，通过土地私有以后，让农民有更多机会，更大空间，更多能力把土地非农用的资本价值发挥出来。

　　于建嵘：我非常同意你关于农地归农民所有有利于农民权益的保护和农地品质的改善以及可以更好地实现农地的价值这些观点。目前中国农地制度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学界和政界都有认识。但对问题性质及解决方案却存在非常大的分歧。目前执政者和专家学者都在为解决农民失地失业问题寻找各种解决方案，其中主要措施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要求国家权力机关加强征地管理，严格控制征地规模，禁止随意修改规划，滥征耕地。其二是要改进土地征用的补偿方式，增加给失地农民的补偿，妥善安排好失地农民的生计等等。有些学者提出切实保障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就是要把政策规定、合同约定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为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财产权。这些方案和措施就缺乏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中存在的官权强制侵蚀民权这一本质性问题的清醒认识。而如果不限制国家和官员在农村土地上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不能让农民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靠执政者的内省和自制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限制各级政府特别具有利益驱动的基层政府在征用农村土地上的权力，让农民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不改变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就不可能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在城市化进程中免受侵害。为此，要明确的就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要从法律上把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然后才考虑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农地征用问题，探索建立农地直接入市交易等制度。 只有农民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成为了土地的真正所有者，才有可能拥有在土地关系变更过程中的谈判权，才能改变目前土地征用过程中价格偏低的状况，才能保证农民在进入城市非农部门时能够支付转岗培训和社会保障的成本。

　　陈志武：对，农民应该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把地权还给农民，这是所有解决农村、农地问题的起点，也是农村其它制度设计与演变的起点。只有把土地还给农民，让官员、开发商向农民要地，而不是让农民从官员手里要地，农民才是主人，随后的农村制度演变才能以农民作为主人的地位为起点。目前农地用于非农开发本身不是问题，而哪些农地用于非农、多少农地用于非农、以什么价格投入非农、农地转让给非农的价格怎样分配等等，这些决定权掌握在谁手里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这些谈判权和决定权理所当然应该在农民手里，农村土地历来就是农民私人的，世世代代本来如此。

　　这里我要强调农村土地的价值前景主要来自非农用途，而不是来自农用。在今天和未来，不管是对农民的收入增长，还是对解决“三农”问题来讲，土地的非农使用，是增加土地价值的最主要途径。现在，许多人在谈到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的时候，还是太多的从种粮食的角度来看土地的价值，比如，最近一些朋友主张要让土地私有并可以流转，但同时又要规定土地只能在农民之间流转，并要求在农地产权发生转让时，只能卖给真正要种地的人，要求买方签合约保证所买地只能作为农用。

　　之所以会这样，我想一来是因为过去教科书和一些观念形态的影响，比如刚刚走出农业社会的中国社会，可能普遍以为土地的价值还是在农用上。其次，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农业发展的极限，靠农业是不可能从本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的，土地的农用价值十分有限。道理很简单，不管中国有多少人，未来的收入增加多少，到最后我们每个人每天只吃三顿饭，顶多是四顿，否则，如果是一天吃五、六顿饭，身体会越长越胖，你会要减肥，因为从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的研究来看，一个正常人每天大概需要3000卡路里的热量，热量来源可以是粮食，也可是蔬菜、肉、水果，但，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总热量不能太高，否则要发胖，这就是人的生理极限。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生理极限决定了农村发展的极限，这种极限是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改变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基本前提限定了土地的农用价值。

　　其它国家的经历也证明，只有城市化、工业化才能从根本上使土地增值。比如，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1870年至1915年的35年间，美国的真实土地价格翻了3倍，澳大利亚的地价翻了5倍，不只是城市附近的地价在涨，非城市郊区的土地也跟着水涨船高。中国今天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情况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有相当多的类似，中国的土地也在快速升值，只是这些土地权都不属于中国农民的，除了通过土地使用权在地上种粮创收外，中国农民从土地增值中享受不到好处，是公有制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增值份额，使他们除了血汗钱外，享受不到任何土地资产升值的好处。这种土地制度从根本上使农民在经济赛跑上越来越落后。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大家既然想要帮农民，让农民生活更快改善，那么在赞成土地私有化的同时，千万不要又给他们埋下一个陷阱，不要限定私有化后的土地只能投放在粮食和蔬菜生产上。如果这样，最终又把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压死了。在我看来，农民既然拥有土地所有权，他们就必须有转让和改变用途的自由，如果加上任何转让和使用上的限制，就等于让农民重新受制于官权力。

　　于建嵘；但是，农地转让上特别是关于农地用途改变上是否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则是一个争论非常大的问题。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如何不限制农民就会随意处置自己的土地，或者买了或者抵押给银行或他人，最终成为流民，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陈志武：我知道很多人担忧，如果土地可以做抵押，可以入股，或者是变卖的话，万一这些农民把钱拿到手以后，或者借到贷款后，就乱买酒喝了，那怎么办？这里，就需要像美国等国家那样，政府在给城市人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同时，也给农民提供一个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果有这样一个安全保障体系，就可以让今天的中国农民更放心地将土地做资本化，或做抵押贷款，或干脆就把地卖掉进城，做各种创业和投资，去获得或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我们研究资本化的人都知道一个基本原理，那就是任何一个东西，土地也好，矿藏资源也好，生产性资产也好，如果其产权不可以自由转让，不可以做抵押借贷的话，最终即使土地很值钱，也只能是财富，却不可能变成资本。换句话说，只有土地财富的产权具体化到个人，而且这个产权可以自由抵押或流转，这种财富才能变成“活”的、能以钱生钱的资本。现在《物权法》也好，还是其他有关土地使用的规定里，经常存在“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但不能用作抵押”的规定，使土地不能被资本化。这是一些荒唐的安排，因为这逼着人在两条绝路间做选择，必须选其中一个：要么自己务农，要么把这个使用权百分之百的卖掉。而不能有介于两者之间的选择。比如说，一个农民可以不务农、也不一定把土地卖掉，但为了进城生活、工作，如果他可以把土地的使用权拿到银行做抵押借贷，那不是更好吗？因为在这样的安排下，他不用务农，也不用把土地使用权卖掉，而且能得到进城谋生的资本，让他进城不至于空着手，进城开个小店或者做其他的事都行。这样一来，他即使进城谋生不成功，也还有土地在自己手里，因为他毕竟没有完全把地卖掉。

　　如果土地完全私有，给农民自由处置土地、抵押土地的权利，这是真正给农民改善生活。关于这点，以前有很多的误解。原来一些历史教课书总说，某些农民在某个世纪把自己的土地拿去做抵押借贷，结果他们没钱了,就被迫把自己的土地让给地主或者富农，或者让其他人收购兼并过去了，从此让这些农民变成无地农民了，从此他们就受苦受难了。因此，为了让今天新一代的中国农民不再重复过去多个世纪农民所吃过的苦，所以就不主张、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抵押。—— 这是典型的因噎废食的制度。土地的兼并收购真的是过去农民贫困、国家改朝换代的根源吗？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反倒是土地拥有越集中的沿海省份，农民的生活历来越富有。关于这一点，秦晖以及其他经济史学家做了很多研究。退一步讲，城里人不是没有土地，但照样生活得比农民好许多吗？给农民私有土地以及土地转让与使用的选择自由，总比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受到限制要好！

　　于建嵘：农民更能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我们不用担心他们会随意把土地卖掉成为流民。而且，我们搞城市化，要让农民进城，却不让农民把原来拥有的土地资产变成资本，使他离开农村时实际上是空手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你要想让农民进城，就必须把农民的土地归还农民。他要进城的时候，他可以把地变成资产，不管价格多少，他也不该光身走到城市。他得有资产。把这个资产卖了，抵押了，进城就有了资本。这个我同意你的观点。但，问题是这种选择在中国目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刚才你也讲了，哪怕农民有土地，但它是农用地，在没有价格的地方，他照样抵押不了钱，你照样没有足够的钱到城市里面去生活。也就是说，农村土地如何成为金融资产也是一个问题，这在比较发达地区及城市周边地区有可能，像比较偏僻的地区能否做到这一点就很难说了。

　　陈志武：这是一个价格问题、资产化问题。我不是说土地私有化了以后所有的农民都立即变成富翁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土地私有并可以自由转让抵押之后，农民的处境总比现在好，有土地产权总比没有更富有，有土地使用的选择自由、抵押自由总比没有的好，我更强调的是由农民自己判断、选择。农民的财富起点低，这是事实，但如果还继续限制他们对土地使用的选择空间，那么，他们的个人发展机会也被堵死了，农民就永远贫穷了！我知道并不是所有农民都适合进城，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像孙大午那样去创业，但至少要让那些想这样做、想离开山村进入城市的人以机会，而现在的土地制度安排却把他们卡死。目前谁都不可以把土地做抵押，也不可把地卖掉，换成钱进城。七、八亿农民不管你能力有多高，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目前的现状。土地私有了以后，是不是所有的农民都会选择这样抵押土地或卖地进城？任何做这方面研究的人都应该做很多调查。我相信，绝大多数农民都会有对自己最有利的正确判断，一部分人会选择进城，另一些会留在农村。在美国还有其它土地可以自由流转的国家，也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选择卖地进城。我们必须看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在土地公有制之下富有起来的，也没有哪个国家是在土地使用权受到严格限制下发展起来的。前面谈到，如果以后只能在土地农用的条件下私有化，这对农民收入和农村发展是非常限制性、非常致命性的。

　　于建嵘：你这里讲的不仅仅是土地转让的限制问题了，而且是在用途上也不应受到限制。对这一点是许多人不能同意的，因为大家认为农地非农化，会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事实上，在许多实行农地私有化的国家，农地的转让也不是完全自由的。我在法国考察时就看到，法国农村的土地是归农民所有的，农民是可以卖土地的，但法律有规定私有农地要用于农业，不准弃耕、劣耕、搞建筑，有效保护了耕地。为此，在法国的政府下有一个公司叫做农地整治公司，在卖地的时候，你必须到土地分置机构去分置，这个土地分置机关会通知土地整治公司，土地整治公司认为你这个买卖不合理的，他会提出来他要买这块地。假如我要卖给某某城里的人，因为你不是搞农业生产的，所以国家控制的这个公司要把地买走，这个时候又产生了价格上的问题，比如说我卖给他十万块一亩，现在政府公司提出来假如是八万一亩，那么我们两个的价格达不成协议，达不成协议之后怎么办？这个公司就要请一个中介公司来做评估，咱们评估的价格我们两个还不一样，那么我这个政府的公司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认定，法院假定认定还是八万块一亩，那么你这个农民可以提出来我不卖了，但是假如要卖必须要卖给政府这个公司。它这种限制制度是不是更加适合于将来中国土地私有化之后人们担心的问题？

　　陈志武：我非常的不赞成把法国这样的制度移植到中国来，因为这样的安排也是变相剥夺了拥有土地财产权的农民的利益，为什么非得要平白无故的给政府这个实际上的最后选择权？如果只有在权力同意的情况之下，我才可以把土地出售给第三方，这是以“合法的”形式窃走了拥有这个土地财产权的人的部分利益。这里，我想强调三点。第一，我们看到，对城市人，他们最大的个人财富是他们的人力资本，也就是他们的一双手、大脑和经验技能，而对农民来说，土地是其最主要的财富。当城市人可以自由换工作时，等于是他们的最主要的个人资本——人力资本的使用不受到限制，可以自由选择以最赢利的方式调动自己的最重要资本。如果限制农民最主要的财富——土地的使用范围或转让权，等于是限制了农民用其最主要的资本创造财富的空间。为什么农民要为“粮食安全”付出代价、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城里人却不用为了“能源安全”而在就业上受到限制、只能做石油工人呢？为什么“粮食安全”成了压在农民身上的枷锁，而城里人能在创业、就业天空中自由飞翔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到为了解放农民而应该进一步放开粮食进口呢？

　　第二，法国也好，美国等其它发达国家也好，都是在发达以后才开始对城市地区的土地使用进行规划，但在当初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如此。

　　第三，法国、美国有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的民主制度架构，其政府运作的农地整治公司的权力不会无约束地膨胀、滥用。而中国没有那么幸运，如果中国采用了法国那种安排，等于是在土地私有化以后，又把农民土地的大部分讨价还价权益送回到官僚或当权者的手里，到最后农民的生活还是受制于官权力，最终并没有把农民真正的解放出来。把农民从官权网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最基础的第一步，就是把土地财产权百分之百、没有保留地还给农民。在美国，地方政府、地方立法机构的确能为了“公众利益”，通过立法把一大片土地买过来，然后搞项目开发。但有几个前提，首先，政府必须跟每块地的私人一个一个地谈判、谈卖地价钱，谈判的主体是拥有每块地的主人本人。如果他不同意，政府也没有办法强制他拆迁